他这番随口而出的话，比刘玉章刚才精心想好的话更有水平，轻轻地，就把第52军最耻辱的、全师覆没的“千里驹”第25师拎了出来。刘玉章先是一愣，随即就明白陈诚也不是软脚色，绵里藏针，这话儿一石三鸟，一拎出第25师，说明第52军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二肯定第2师和第25师是第一流的部队，对自己的“失言”进行“非正式场合更正”；三暗示他已识破刘玉章打着第52军旗号却只说第2师不提其他师的动机。刘玉章求官心切，人却不傻，眼看自己反被陈诚击打，知道自己伸手索要的军长没希望，于是摔破夜壶嘴不瘪，坚持要请假，并死抓住陈诚说过第52军是“最坏的部队”这点紧紧不放，说：“第52军不是最差的部队，这理走遍天下都讲得清。大清不讲理，大清完蛋了；袁世凯不讲理，袁世凯完蛋了；民国也不讲理，民国也要完蛋。”
这话震慑力极大。陈诚没办法，只好让步说：“准你第2师3个月假，不过只是不赋与作战任务。”
陈长官准的这“假”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假”，只是“不赋与作战任务”的“假”，也就是说，第52军可以在3个月内不去打仗，其他一切照旧，他刘玉章也还得在部队带兵。这“假”，自然不是陈长官甘心情愿给的，只是被“上访人员”刘玉章纠缠不休，没办法才采取的一个应付上访者惯用的、缓和式的脱身之术。刘玉章也素闻陈诚的铁腕和强悍，见陈长官虽忍而未发实际上已恼羞成怒，且这“准假”已是给自己最大面子的“让步”了，再闹下去不仅捞不到好处，反而还要挨训，只好见好就收，“啪”地敬了个礼，就匆匆结束了自己蓄意已久的“上访之旅”。
当刘玉章带着这点“上访成果”回到第52军后，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没一人满意。好在陈诚无意激化矛盾，随后给第52军补充新兵5000人去重建第25师，这样，全军才稀稀松松地开往本溪“整训”。
这次上访失败后，刘玉章更认识到了“枪杆子就是军权”的硬道理，否则这陈诚哪会理睬他一个小师长，且给3个月“无战斗任务”的假？还不是因他第52军是东北战场上的顶梁柱！因此他上访归上访，工作归工作，两者分得很清楚。上访回来后，他工作不仅没比上访前松懈，反而抓得更紧了。在整训期间，他加强了第2师原有的“三人小组”连坐法。所谓“三人小组”，即基层士兵以3个人为一小组，指定其中一人为组长，每班编成3个小组，受班长指挥，小组3人的操课、战斗乃至吃喝拉撒等行动，要绝对结为一体，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如其中一人犯过失，其他两人都连坐受处分。对军官们，他推行比连坐法更为厉害的“全面督战法”，即全师上下“相互监督”，不仅上对下，而且下对上，左对右，右对左，全面督战，不问级职，只问勇怯；如作战有畏缩不前，或临阵躲避的，一经发现可就地枪杀，指挥官也不例外。如有畏缩不前，或临阵躲避的，兵杀官，连升三级，尉官杀兵，升一级，校官杀人，遇到有缺时优先替补。刘玉章的“整训”完全是他大光头式的，大刀阔斧不说，招招杀人见血，全无虚招、花腿儿。
在整训中，1947年7月20日，第2师移驻辽阳。驻防辽阳时，第52军军、师人事又发生大变动，第2师副师长胡晋生在第25师瑷阳边门失利后调升该师师长，团长李运成调升第2师副师长。军长赵公武因病正式离职，上峰派第52军老干部、原第2O5师师长覃异之接任第52军长。除了了碌碌无为的梁恺继续担任副军长外，刘玉章上下左右都有升迁喜事，偏偏劳苦功高、且最想当军长的他大光头却没有丝儿的升迁！可见陈诚心里已记下了刘大光头一笔“上访闹事”的账。这真是让刘玉章有苦难言，拍腿懊悔自己当初不该去逞英雄、充当啥“意见领袖”。事情该做不该做，都已经做了，懊悔有啥用？刘玉章就像馋嘴巴哑巴闯进药材店，自讨苦吃不说，还有苦说不出来！
接着，陈诚命第52军出战去收复海城、大石桥，打通辽南走廊，接应孤悬营口的友军，正在“休假”的第2师照样受命参加战斗，且担任收复海城大石桥的主攻。刘玉章原从陈诚那里请得3个月的整训假，才过两个月，陈诚就毁约了。而覃异之原来就是刘玉章的老长官，命令一下，他哪里敢抗命？只得行动，可一去出战，又是战功累累，第2师首攻到营口城下，与守军“胜利会师”。
这次战斗结束后，刘玉章仗着赫赫战功又去沈阳“拜见”陈长官。
他是怒气而去的，却万万没想到的是陈诚闻讯他来竟亲自下楼，早在官邸门外相迎。见着了面，对他客气得不能再客气。伸手不打笑面人。刘玉章硬石头撞上了软球，哪里好发作？嘴巴嗫嗫了好久，才“报告”说：“部队整训已暂告一段落，并经过了一次作战考验，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恳请长官赐卑职请假离职。”
陈诚对他“甚为嘉勉”，然后告诉他说：“梁副军长调孙渡兵团为副司令官，已任命你为第52军副军长，仍兼第2师师长。”避而不谈他请假的事儿。
刘玉章本来目标是正军长，得个副军长，全无半点高兴，还是赌气坚持要请假撂挑子。陈诚来到东北几个月都没大的作为，除了自己与“共军”较量“智慧逊色”外，手下缺少会打仗的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若刘玉章一走，他更是手下没能打仗的将了。因此，他对刘玉章撂挑子的“请假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干脆装疯卖傻。刘玉章上次被陈长官“硬”得没办法，这次又被他“软”得没办法，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说：“请假不行，那我就去南京中训团受训。”
陈诚也是官场之人，知道这仕途不如愿的苦痛，眼看大光头又要发作，生怕他这张要多臭有多臭的嘴又泼出什么脏话，只好悻悻地“批准”，说：“既然玉章兄执意要走，君子不拂人美意，我老弟只好放行了。”
刘玉章撂担子，陈诚连“已任命”的副军长也没给他，刘玉章第二次“上访”又“亏了把米”，只好悻悻然去南京受训。谁知老天爷还是不假人，这时连从东北入关的陆路都已全被“共军”控制了，他不得不乘军用飞机从天上先飞到北平，再坐火车到南京去中训团报到。
谁知他在南京“受训”没过两个星期，陈诚和覃军长十万火急的电报就雪片般飞来了，催他立即返回部队指挥作战。刘玉章肚子里的气还没消，置之没理。可中训团总团部见前方连连电报催人，而“刘玉章同学”却又不应命，生怕自己要负连带责任。中训团教育长黄达云是刘玉章的老上司，立即派人把他叫来办公室，拿出当年老上级的气派对他大叱一顿，拍着桌子又斥又骂。刘玉章先是不做声，硬着光头听着老上级的骂，等黄长官气撒完了，火也消了，然后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委屈像倒豆子般倒了出来。黄长官听完他这番苦楚，用手指点着他的光头，跺着脚说：“糊涂啊！你糊涂啊！你有什么委屈，为什么不去找总统他老人家呢？怎么能抗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