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有13个居士团体，每个团体都进行了宣传活动，共召开了7次会议，讨论如下四个问题：一、佛教徒为什么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二、从佛教戒律和因果方面来看待捐献飞机大炮；三、怎样做好本单位的爱国捐献工作；四、怎样修订本单位的爱国公约。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共有会员6,000多人，在上海居住的就有600余人，预定每人捐6,000元、3万元、6万元、12万元，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分等级捐献。7月15日，该会在静安寺召开动员大会，方子藩理事长带头捐献，认购了甲级捐献3万元。8月12日，上海佛教青年会少年部筹委会召开第16次会议，倡导开展“百元爱国捐献运动”。除此之外，上海佛学会、金刚道场护法会、功德林佛学会、佛教闻化法会、世界佛教居士林、积善念佛林等居士团体亦组织了捐献活动。这样，上海佛教号飞机捐赠任务估计将在6个月内完成。1951年12月，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在吉祥寺举办书画义卖捐献展览会，邀请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家作书作画，把义卖的钱捐给中国佛教号飞机。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全国佛教界对捐献“中国佛教号飞机”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出现了许多无私奉献、争先捐赠的场面。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和佛教界领袖人物的推动。
由于地方差异，各地佛教界的捐献活动亦有明显不同。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如上海、无锡，捐献工作一般都能够顺利开展。1951年6月24日，无锡市佛教徒学习组共捐献人民币2,317,000元及银元2枚，铜元200枚，提前完成了他们数日前在无锡市宗教联谊会议上认捐的230万元的数目。
现有资料没有说明，佛教界到底有没有成功地购得一架“佛教号飞机”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无论怎样，各地佛教界进行了捐献活动，或寄往北京，或交给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机构，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凡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此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中，没有出现任何消极的现象。在一些贫困或缺少组织人才的地区，佛教界捐献活动未能得到很好展开。有的地方，负责捐献活动的个别人员甚至营私贪污，把捐献的钱物占为己有。这样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佛教徒的捐献热情，受到佛教界的批判。
1952年1月出版的《现代佛学》刊登了一则捐献短讯，报告“至1951年12月10止，贵阳佛教界共捐献2,468,076元5角，已交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山西路办事处”。这一报道遭到当地佛教徒的质疑。一名叫小川的读者写信给《现代佛学》，揭发此报道不实。1951年12月31日至1952年1月2日，贵阳市一些佛教积极分子组织清账，发现负责收取捐献经费的续运法师有贪污行为。1952年1月5日，全市僧尼结合三反运动，召开群众运动大会，组织清账委员会，作进一步深入调查。这些现象说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一盘散沙，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佛教界缺乏有效的组织人才和统一行动。虽然北京市佛教界充当了领军人物，但是，它对地方佛教界影响有限。直到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全国性的组织。但是，这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抗美援朝运动也逐步退温，佛教界捐献“佛教号飞机”活动也慢慢地被人们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