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天竺鼠同等看待，在良心上丝毫也没有什么痛苦。这种无法形容的残忍和残酷，在我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我出生在陆军现役大佐军人家庭，在日本从中国掠夺走的台湾度过了少年时代。对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人和当地台湾人，已习惯地不把他们当作人，我行为傲慢。在我生长的环境里，不知不觉地被一种神秘的乌云所遮盖，狂妄的地民族优越感和疯狂的侵略思想渗透到我的血液里。这作为日本军阀的中心思想，同盲目崇拜天皇一起，愚弄国民，强行驱赶他们上战常那种最凶恶、独善排外的纳粹之流的“大和民族优越论”，象浊流到处泛滥，使日本的文化陷入空白。在践踏理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黑暗时代，我是医学的学生。毕业后便进入侵略军队的机关，我在野战部队生活三年多的体验竟公然被人称赞，我对这种非人道思想已习以为常。
作为战场上无聊生活的代价，我认为不做只有战场上才能做的医学研究是个损失。这种肮脏的利己主义，使我逐渐把中国人的生命与蝼蚁等同，最后变成了失去理智和人性的魔鬼。
那是４月１０日前后的事。外科的不足２０名患者几乎都由水谷见习士官照料。暂时无事可做的我，想起骑马解闷，于是来到马棚。正在上马鞍子的时候，卫生兵来找我。
“野田军医，……院长让您去一趟。”
咦，是现在吗？……我走进院长室。院长是军医少佐，叫丹保司平。他在桌后傲慢地仰靠在椅子上，看见我，他哈了一下腰说：“你去年在１２军的军医教育中看过活人解剖，对吧？
……”
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心想这太好了！这时，我把身子向前探着。
“是的”，我点着头。院长又把脸凑近一些，眼中闪着光。
“这么回事，焦作镇宪兵分遣队告诉我们，有一个中国人可以由医院适当处理。”
我立即回答说：“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