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定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交通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