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博得中外反动派一片喝彩和支持。香港总督金文泰欣喜若狂地在西商会议上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帝国主义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办的英文、中文各报，连日来以显著的版面，醒目的标题报导这一事件，并鼓动蒋介石等驱逐在广州的俄国人，实行分共。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连忙致书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恭维他们“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主，于短时间僦平叛党祸国之分子。”3月29日，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开其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每至一段落时，全体皆鼓掌称快”，并以伪大会名义致电蒋介石，对其反共行径大加赞赏。帝国主义和右派都在积极地鼓动蒋介石彻底抛弃三大政策，破坏中苏两国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
事实说明，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推行戴季陶主义，经过精心策划，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击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反革命军事政变。这一事件表明，蒋介石已由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成为同老右派互相呼应的新右派。蒋介石就是“武装的戴季陶”。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变，受到共产党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与谴责。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到苏俄军事顾问团驻地，会见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商讨对付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对策。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一切真诚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给他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他还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一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他还提出，首先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撤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也认为，“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召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刚从东江前线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3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政府的阴谋”的谣言，并严正声明：“共产党员是努力于组织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政府的基础”，“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革命的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革命学生在校内贴出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并联络各方面革命势力准备上街示威；在广州法政学校、南洋医科大学、女子师范等校园里，出现“打倒新军阀”的标语，影射蒋介石。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何香凝听到消息后，立即冲破重重岗哨的盘阻，来到造币厂要求蒋介石立即解除包围并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她指责蒋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背叛三大政策，对得起谁！”邓演达斥责蒋介石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反革命。”柳亚子则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汪精卫对蒋也深感不满，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谭延闿、朱培德去拜访苏俄军事顾问季山嘉时，“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谭延闿还准备返回曲江二军防地，计划联合三、四军共同讨蒋。李济深、宋子文等亦表示反对蒋介石的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