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指出：共产党要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要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5.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农、青、妇群众运动的领导。大会开始认识到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基，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党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并在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基础上，规定了今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勋是：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重新审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并从理论上把“二大”以来相继解决了的有关问题加以新的概括，特别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原则问题。它的提出是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程的重大进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主要标志的全国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大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形成为独立的阶级，“还不能参加革命运动”，那么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自然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就取消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任务。这一缺点与彭述之的影响有关。在大会前他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唯不敢出来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却无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严重的事实。大会的缺点固然受到彭述之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也与中共在纠正陈独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倾向之后，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又产生了过低估计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倾向有关。大会还对革命实践中已经日益紧迫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极端重要的政权和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明确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