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消极从事，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权力的基础很不稳固。地方派军人怂恿他抗战，因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败的话，他们就可以对他的王国进行瓜分。
蒋介石很清楚这种危险，所以他按兵不动。
按理说，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很乐于对蒋介石所采取的任何初步行动表示欢迎的，尽管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号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阵线。
在中国，共产党人受命寻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对于经过长征而被严重削弱的中国红军来说，新的决议制定的下列方针是很不现实的：“在为解放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斗争的统一战线中，苏维埃必须成为领导核心。”
这些说教自然不受毛泽东的欢迎，他对共产国际决议所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在党的宣传中不再把蒋介石说成是反动派，而统一口径把他称作“民族败类”。
毛泽东认为，更有希望的办法是利用张学良。在1936年春，共产党秘密和张接触。他们受到张学良的欢迎，张邀请共产党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里来。
蒋介石对少帅和共产党人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并不是完全不满。他认为，在他重新开始“剿共”行动的时候，他将有机会同时消灭共产党和张学良的部队。
这样，就可以除去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的少帅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关于1936年间毛泽东的军队迅速恢复并壮大的报告。10月，两支国民党部队投向新根据地的共产党。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只有二万人马，现在他已经指挥大约八万人了。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
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他说：“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