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关系问题
判断戊戌维新的性质，还有必要考察一下维新派与光绪帝的关系，虽然光绪个人不能决定维新运动的性质，但他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程是有影响的。
有人认为，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不过是“同床异梦”，“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而“西太后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因此，对于光绪《明定国是诏》等等，也“并不觉得有在原则上反对的必要”。于是维新与反对维新的政变就似乎仅仅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了。
无疑，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父子兄弟之间，有过多次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戊戌维新与西太后的政变，却不能归结为那一类的斗争。光绪本人，当然不甘心只做西太后手中的傀儡，他希望有所作为。但选择谁，做什么，这使他与历史上的封建皇帝区别开来。当时，国际列强侵凌，瓜分豆剖，国内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他“不甘作亡国之君”，为此，他选择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决心变更祖宗之法，同意采用西方及日本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当时，有人主张开议院，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曰：“吾但欲救中国民耳，君权有无何为焉？”光绪还在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讲：“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正是因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光绪才可能与康、梁结成同盟；正是因为与西太后有根本的政治分歧，光绪才遭到十年的幽禁。
从维新派方面来看，他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主张一直是公开的。康有为讲：“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尊严，咸奉伪经为圣法。”“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谭嗣同更直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他们颂扬陈胜、项羽，“是亦汤武”，宣称“求为陈胜，死无憾矣”。因此，当时顽固派指责他们“乘光绪倾向变法之时，阴谋革命”，窃变法之说，“借以谋乱而己”。
维新派一方面公开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一方面又把光绪帝抓在手中，口口声声圣君明主，岂不矛盾？不。他们拥戴光绪，是有条件的，他们拥戴的是一位接受变法的光绪。同时，这更是一种斗争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挟天子以令变法，保护自己，分化敌人。从中外历史上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某些阶级的最高统治者转变阶级立场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有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有过，即使光绪帝立场不变，仅仅只是利用维新，也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为不管是光绪用康、梁，还是康、梁用光绪，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用来干什么。至于维新派所谓如不变法，“金田之役将复起”，“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不忍见煤山前事”云云，当然可以看出，维新派同各国资产阶级一样，本质上害怕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但作为斗争策略，未尝不是对光绪的警告，促使他早下变法的决心。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什么戊戌维新是企图维护封建统治，“想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
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作为一场非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戊戌维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但事件的结局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失败了的革命仍然是一场革命。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吸取了戊戌维新的教训，才有后来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没有1898年的戊戌维新，也就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