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我特对蒋先生说，段祺瑞不问政治已久，何必通缉他？蒋先生回答说，段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不把他的威信打击一下，对我们国民革命很有妨碍。第二件是关于蒋先生学历上的一段趣事。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那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生实在是多此一举。在北平除开编遣会议之外，其余时间则消磨于联络情感的社交饮宴。
一次，冯玉祥作东，在故宫宴请中央要人和四个集团军的高级袍泽，与宴的凡百余人。酒酣耳热时，忽有百余位大小职员和工友排队走进餐厅前的天井里。与宴者均不知这群人究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他们站定后，做主人的冯玉祥乃起立发言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时，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冯氏越说声音越洪亮，大声问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直说，宣统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冯氏问毕，站在天井中的百余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冯又大声问：“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众人又大声回答说：“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冯氏乃转身向众宾客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冯氏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群“证人”遂又整队退出。一场喜剧才告收常一九五七年，纽约一位中国古董巨商曾到我家里闲谈。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诉他，并问他，古董商场上有无冯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说，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国大古董商请他考证并估价一个长约一英尺、高约五英寸的中国式花舫，是整块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动，花草逼真，确是精致绝伦。他用放大镜细看，证实系乾隆朝代的贡品。据说，这宝物原属冯玉祥所有，这洋人用二万金元购得的。这位中国商人对我说，该花舫诚稀世的宝物，至少值十万元以上，原售主以两万金割爱，殊为可惜云。又抗日胜利后，我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连仲任河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
某次，我问孙说：“人们都传说，民国十三年冯先生携取故宫的宝物，据你推测，有无此事？”孙说，当时他任冯的卫队旅旅长，派部队保护故宫。后来听说，有一士兵误以为一只大铁箱里藏有金银，乃用斧头铁锤把它打开，发现其中贮藏的全系历代磁器，已震碎无余。至于冯先生曾否携带宝物出故宫一事，孙君并未作答。不过，冯氏的为人也有殊足为人称颂的。
据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氏和张作霖勾结，赶走直系首脑曹锟和吴佩孚后，奉张应玉祥约请，只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后问题。然直系倒台后，张、冯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冲突，无法协调，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密议，终无善策可循。胡、孙二人一致认为张作霖将为西北军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将噬脐莫及，故力主将张作霖即刻逮捕为质，然后出师驱逐奉军出关。冯氏以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将召物议。无奈胡、孙坚持，以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辩论到最后，胡景翼竟代书手令，逼玉祥签字。冯氏拒不握笔。胡、孙二人，一执手令，一执毛笔，和冯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团团转，直如演戏一般。三人争辩彻夜，玉祥卒未下令，张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离京。孙连仲时任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是晚因身负拱卫居仁堂之责，故能目击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抗战期间，我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连仲为副。偶尔闲谈往事，孙氏对我说来绘影绘声，听了为之捧腹不止。（三）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贻——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
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贻且已先行离平赴津。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