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大革命的农民运动中族权、神权和夫权并没有真的被动摇或打倒，但在那个时期农村所有的文化生活还是被农民运动打乱了，所有的活动都围着农会转，如果当地农民协会的领袖具有禁欲主义倾向，那么吃酒唱戏、连带麻将、纸叶子统统绝迹，如果赶上某位农会领袖是个从前的赌徒，那么也许一切都会反过来。农民政权处理日常政务几乎完全凭乡里的道义和感觉经验，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更是会影响政务处理的方向，其实，即使是再革命的农会领袖，也未必会真的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支配他们行为的还是往昔文化熏陶出来的价值取向，只不过，这种取向以一种变了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
应该指出的是，在大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农民协会政权，无论在国民党的法统上，还是按共产党当时的策略，都不具有合法性。在1927年2月湖南省政府和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乡村政权的决议，是区乡自治条例，里面规定的乡村政权形式为区务委员会和乡务委员会，并不承认农民协会这种事实上的政权，只是认可农民协会在区民会议的选举中，可以有一定数额的代表比例。而当时中共湖南区委虽然认为农民协会成为"农民专政的机关"是因为"农民已经认识了政治与他们很有关系。表现要从封建阶级手里夺取乡村政权，拿到农民手里变成农民的政权，的确是好现象。"但是考虑到联合战线的问题，必须换一个新的政权形式，"这个新的形式，就是要赶紧建设民主政治，使小资产阶级得参与乡村政权，而不对农运恐惧。"而省农民协会关于区乡自治的宣传品，也只是强调了要排除土豪劣绅以及旧的团防，并不要求承认农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地位，甚至还提出"地方公事归哪个，要归农民和正绅"的主张。然而，正在运动中的农民并没有热情来实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都想要施行的乡村政权新形式，拥有武装的地方农民协会自然也没有那么容易放弃手中的权力，时代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调整他们在乡村出了问题的联合阵线的机会，整个局势就陷入阶级对抗的血泊之中。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开创了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特有的运动模式--革命的理论，斗争的激情，再加上发动、引导（诱导），适当的经济利益和理想的完美模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只要运动的潮涌起，即使再理智、再善于打小算盘的农民一旦被卷进"运动"的旋涡中，都会身不由己，从众性更强，狂热度在相互感染中升温，特别是会表现出超常的政治性，运动是一个政治剧场，下场的人都会进入另一种状态，正常的往往变得不正常了，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会跟着变形，可剧场终有落幕的一日，一旦大幕拉上，一切还会恢复常态。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农村中第一次鲜明地呈现阶级对抗的战争，国民党和对共产主义不满的人将之一概归咎于共产党的刻意煽动。诚然，拿来列宁革命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确将革命的激情注入了中国农村，但是，破败的农村经济，60%以上的赤贫和半赤贫的农民，强横的军阀和地方精英再加上普及化的带枪的人们，造就了一个和解空间非常狭小的农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贫富差别巨大，可又缺少相应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氛围来化解，贫富间的冲突甚至是剧烈的冲突很难避免。难以为继的赤贫生活，使人们对任何境遇稍好一点的人都心存嫉妒，而且，凡是发生贫富冲突的地方，总会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参与其间，或者帮富人的忙或者闲，或者带头冲击富人家，捞他一把，到底靠哪一边，要看当时的情形和他们的情绪。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也同样免不了这种情形的发生，不同的是他们的大部分加入了农民协会的一边成了"革命先锋"，他们能冲能打能战斗，所以占据了相当部分的基层农民协会的领导职务，在最初发表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一方面承认那些乡里社会的"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一类人在基层的农民协会里称王，一方面又说，是贫农占据了大多数乡一级的农民协会委员长的职务，估计他所谓的贫农中也包含了乡间的无业游民），其实，那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运动领导人对于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冲劲还是蛮赞赏的（解放后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删掉了这些内容）。然而，这些人物的加入并做了"先锋"，无疑大大加剧了本来就紧张的乡村社会关系，因为他们斗起乡绅来更不讲情面，不讲规矩，甚至不留后路，很容易将农村的社会关系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于是，原本并不打算做绝的农民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从此，农村成了阶级的战场。
20世纪初年的农民运动为后来的中国农村贡献了两个模式，和一种政权结构，一个是运动模式，一个是战争（军事）模式，再加上一个由最贫苦的农民主宰并接受知识分子指导的乡村政权，它们在以后的岁月里起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