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我们党分析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之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六十万人，不到不得已，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
事实正如我们党所估计的，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
我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辽沈战役胜利后，敌我两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我人民解放军相继开辟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常华北战场的胜利，对平津周围战略要地的分割包围，使傅作义感到震惊，开始考虑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保安一战，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又在二十四日攻克了张家口，断绝了他西逃绥远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实力割据一方的梦想，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我军一举拿下天津，兵临城下，炮轰机场，彻底切断了他的陆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最后下决心起义。
一小撮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谈，阻挠傅作义将军起义。他们跟踪逮捕，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捕入狱。刘仁同志不断来电要我们“提高警惕”，“绝对保密”，“严格组织纪律”。尤其是从秘密的变为半公开的直接出面以后，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住处和身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彻底地清理，把难得的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加以处理。连精心收藏的小小的电话号码纸片也烧掉了，这虽然增加了联系工作的困难，但因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所以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被捕，也绝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身边搜出任何证据，以致牵联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听到解放军轰鸣的炮声，那时就是盼着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