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和胡适接近的一派文人又大肆宣传。他们和复古派一样，借泰戈尔学说提倡“神”、“爱”、“精神复兴”、“诗化的人格”等等，妄想以唯心主义思想抵制正在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潮。恽代英(注：《告欢迎泰戈尔的人》，1924年4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瞿秋白(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周报第61期，1924年4月)、郭沫若等都曾为文加以批驳。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里，对于在被压迫民族里宣传无原则的非暴力思想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注：《创造周报》第23号，1923年10月。)同年年底，陈源、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胡适在幕后予以支持。围绕着“五卅”惨案和“三一八”事件，徐志摩和陈源先后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辩护，并且百般诬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鲁迅和他们作了长期鏖战，并直接揭露其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奴才的阻险的面目：“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注：《并非闲话》，《京报副刊》第166期，1925年6月1日。)这在当时，的确是对胡适以及胡适之流全部伎俩的概括。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进行到一九二八年。后来这派人物又以胡适为首，创办了《新月》月刊，继续与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
许多事实说明，新文化与新文学阵营中的进步力量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分裂，是在要不要彻底地反帝和彻底地反封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裂。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开始是以反封建、而“五四”以后则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政治基础的，胡适及其追随者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远远地背离了这个基础。同胡适派的斗争，在政治上转化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斗争，而在文化上，则是为广大人民着想还是为买办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效劳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贯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胡适后来长期追随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至死不悟，遭到中国人民的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