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时贤孜孜矻矻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实质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们不是19世纪弄不清有没有陆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样以坚决拒绝西方现化文化为职志。他们赞成有所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有的人笔下还不时出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之类的字眼；有的争论甚至表现为是谁真正领会了西方文化之争。当今有的论者据此坚决否认他们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反对者。
如果弄清双方的确实主张，弄清各自的具体追求，也许有助于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非议西方的一方，通常着重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是在制度层面。
在经济领域，杜亚泉力倡“凡可从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经营者应限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他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接受还是拒绝以谋取利润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制度。在张君劢看来，就是不能发展“谋利之工商”，而谋求“均平寡安”的经济制度。进入20年代后，章士钊也反对中国走西方发展现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诸农”，建设“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的“农国”。从孙中山到社会主义者则冀图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竞争，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头上也说几句“自由”、“民主”之类的门面话，实际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