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高启。高启乃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刚建国不久，他需要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对高启暗藏不满，时时盘算着报复。到了洪武七年，局势已经彻底安定。这一年高启创作《上梁文》，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们大都也没有好下场：诗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父子亦坐死”；大诗人孙蒉，因为曾给蓝玉题画，“遂论死”；“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仅仅因为曾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胡案发后，“坐事被逮，瘐死狱中”；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历史上的圣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