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灭霸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大象公会
本文绝无剧透，所有相关剧情已出现在预告片里。
《复仇者联盟3》中，大反派灭霸公然提出，宇宙资源有限，如果放任生命无限扩增，必然招来灾难式的灭亡，要是能随机消灭宇宙一半的生命就好了……
▍漫威宇宙最强反派灭霸
无论怎样看待灭霸的理想，他的这种「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多数人都不会陌生。
尤其在中国，16 世纪以后，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似乎印证了灭霸的理论。
为什么灭霸描述的景象能够成真？他的做法是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人口学之父托马斯·马尔萨斯告诉了我们答案。
文明总会不断繁荣吗
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吗？
马尔萨斯把人口要素放进来考虑后，得出来完全不同的观点：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
▍世界人口从18 世纪开始飞速增长
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我们先从城市化率来分析。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
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不足10%，这会给人一个错觉——这个比例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在没有达到出现危及生存的人口压力前，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
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中国各个时期大致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 万，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数十万人口的都市。
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后，日本进入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化率从1600 年的6% 上升到1721 年的12.6%，但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开始萎缩，1874 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 年攻克大阪，弭平全境，到1721 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 年平定三藩，到1796 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周期长度极为接近。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农业产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化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的变化
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虽然违背人们的直观印象——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却能解释这种「异常」。
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
人类在进入定居农业社会之前，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利用，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让人类散布全球，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进而发展出文明。
人口与路径选择
如果我们不同意马尔萨斯的观点，把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那么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但是，如果从中国文明史中寻找历史线索，或许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
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这是一种巧合吗？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宋代人口很快突破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亿人大关。
▍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
到了明代中叶，中国人口从战乱中恢复后又迈过了两亿大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明代农耕定居地区与宋代人口最多时相当。到了清代太平天国爆发前，人口更进一步增长到四亿，已逼近土地承载的极限。
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
王祯《农书》中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到了清代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宋代曾有大量工厂式的纺织作坊，到了清代，纺织业彻底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西欧的农业开发较中国更晚，中世纪西欧人口密度大大低于黄河流域、江淮这些农业发达地区，德意志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及南宋上述地区的一半。
14 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 到1/2 的人口，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但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 年的9.5% 升至1400 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早于工业革命。
▍1771 年莫斯科鼠疫爆发，莫斯科附近约有20 万人死亡
经济学家VothNico Voigtlander 和Hans-Joachim Voth 认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几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欧洲人口长期处于远低于土地承载极限，使之能持续性地保持完全不同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全社会不断追求提高生产效率，以节省相对较贵的人力。
工业革命是这一势头顺理成章的产物。
▍风车的普及大量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生产率
压在人口弹簧上的国家机器
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而在私有产权得不到认可的传统社会，国家权力的影响往往是绝对性的。
假设有一个没有赋税和地租的社会，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
但有了赋税和地租，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之前停下来。此时，边际产出率更高，因而剩余率也更高。
因此，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
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
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可以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
这可以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两个启示：
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那么小。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
▍秦简上也可以看出秦代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 个县，清初1510 个。
而且，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如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 个县，还有三个中央政府。每个王朝从战乱中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 左右，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 上下。
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
▍明末李自成起义其实可被视为人口超过土地承载极限的产物
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 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 多——这已比今天人口稠密的西欧密度还要高了。
阿兹特克人没有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帝国，而是城邦林立，于是为饥荒所困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战争既不源于冲突或纠纷，亦非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
▍玛雅和阿兹特克都有类似的活人献祭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同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经济学家Louis Baudin 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剥夺部分女性人身自由，禁止其生育，和人口强制迁徙。
印加与阿兹特克这种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产权，土地皆由集体所有，个人难以积攒财富，只能被集体人口的增值耗尽。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如果他们没有被脱离马尔萨斯弹簧的欧洲人带来的瘟疫灭亡，这些国家的领袖或许会真心认为，敢于决断的灭霸，是这个世界的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