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种心情去从事间谍破坏活动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顺利地上岸了，只碰到一个海岸警卫队员，他们最终成功地将自己消失于人群之中。但实际上，当戴奇在浓雾中踏上阿曼甘塞特海岸时，他为第三帝国服务的决心却像春日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迅速地融化了。也因此，他没有按照特工工作的惯例弄死那个海岸警卫队员——这个人是幸运的，他碰到的是戴奇而不是别的特工，他甚至还得到戴奇强行塞给他的一些钱！
６月１４日晚，经过一天的考虑之后，戴奇终于下决心在纽约克林顿总督旅馆房间里打了那个电话。
戴奇的行动比较谨慎：他在纽约逗留了４天，一直等到他认为“帕斯陀雷斯行动”的第二个小组在佛罗里达海岸登陆并隐蔽起来之后，才前往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
戴奇一直讲述了整整两天，他激动不安，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毫无保留地谈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这些情报具有重大的价值。他谈到，德国的潜艇在远远超出盟军深水炸弹射程之外活动着。他详细描述了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叙述了卡普尔和他的训练学校，“帕斯陀雷斯行动”计划以及行动的两个小组成员的情况，还开列了他们有可能与之联系的美国人的名单和住址。
根据戴奇提供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很快捕获了其他７名“帕斯陀雷斯行动”小组成员。罗斯福总统专门指派了一个军事调查特别委员会审理此案。经过特别法庭的审查，被告和律师的辩护被驳回。戴奇和他的７名同伙被判触犯了战时法律。戴奇被判３０年监禁，同伙伯格——他事先知道戴奇准备去告密，但未加阻止——被判无期徒刑，其余６人均被电椅处死。
纳粹德国情报局精心策划的“帕斯陀雷斯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１９４８年４月，杜鲁门总统下令特赦戴奇和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