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吏不得主稿
书吏作弊，还往往在援引案例上做文章。清朝刑罚，律无明文的多比照旧案。由于例案多变，办案人员可以随意比附，而且藉此还可以推卸责任，于是书吏便往往从私利出发，断章取义。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朝刑部书吏在查阅文书档案提供例案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即以所断罪承之。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或避轻就重，或避重就轻，高下其手，率由此起”。
针对这种情弊，雍正十一年三月，刑部右侍郎觉河图具折指出，刑部衙门责任重大，一切“稿案”自应由司员主稿，不得假手书吏，致滋弊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常常是司员酌定主意，而叙稿成文却出于书吏之手，致使书吏得以舞文弄弊，作奸犯科。为此，觉河图奏请：“嗣后各司一应档案，仍令各司主事稽查”，满汉各官“亲自主稿”。（《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帝对此表示赞同，谕令照其所请实行。
严防增删案卷
清初旧例，各部院衙门司官升迁调转，其所掌管的案卷新旧交接时，一般是在案卷的封面上注明司官姓名，接缝处或标“封”字，或用司印，没有统一的规定。制度上的漏洞，给掌管案卷的书吏进行徇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常有增删案卷的事情发生。
雍正帝就此于元年三月颁谕各部院衙门：“收贮案卷，封禁虽严，而翻阅查对，不能脱书吏之手，盗取文移，改易字迹，百弊丛生，莫可究诘。嗣后司官迁转，将所掌卷案新旧交盘，各具甘结，说堂存案。”一个月后，雍正帝又进一步指令：各衙门案卷，“有添写处，亦用堂印。并设立印簿，开明年月、用印数目、用印司官姓名。如此，则无腾挪之弊，卷案亦按簿可查。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此谕令从制度层面上严格约束了管理档案的吏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