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东坡“与妓游”是风流好色吗
近日读一篇摘编刘达临《孔子与性文化》的文章《唐宋八大家大多风流好色》，文章讲，“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与曾巩，虽然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千古流传，人们读了他们的诗、词、文章肃然起敬，可是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分析，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风流、好色。其中讲到我们敬爱的苏东坡先生，觉得有话要讲：苏东坡真的风流好色吗？
这篇文章说，苏轼私生活的浪漫是出了名的。文章举例《挥麈录》：“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正因为有这种生活情趣与经历，苏东坡写过不少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其中也不乏佳作。其实，对苏东坡与名妓交往之事，历史上不少文献也均有记载。明代著名学者陶宗仪的《名姬传》记载较为详尽，与苏东坡有过交往的有名字记载的名妓有王朝云、秀兰、周韶、琼芳、琴操、马娉娉等。
然而，由此就断定苏东坡风流好色，似乎不太公正。我认为，还是清代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一书中所言：“东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与妓游。”的评语较为公正。
关于苏东坡“与妓游”的传说，多发生在多姿多彩、美丽浪漫的杭州。林语堂先生曾说过：“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绝不躲避。”苏东坡参与的西湖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他的挟妓游湖，都是同官衙僚属同游的。如林语堂说的那样：“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
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一是世风使然。瑰丽的宋朝以其妩媚的魅力超越汉唐，在赵匡胤崇尚文人治国的国策指引下，形成了宋朝表面发达、文盛实衰的国风。在此国风醺然下，宋朝的妓女业十分发达与活跃。按市场需求，有“官妓”、“市妓”、“私妓”之分，其中“官妓”最为人们所仰慕，他们不只相貌出众，而且才华出众。林语堂说道：“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
二是文风使然。在宋词发展繁荣中的过程中，歌妓起到了发挥词的功能、促进词乐结合、推动词的传播等作用。宋词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当时一批高级“名妓”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她们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林语堂讲：“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由此，文人与歌妓关系密不可分，便顺理成章了。
然而，即使如此，林语堂说：“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五灯会元》中载有苏东坡与江南名妓琴操较量顿悟的佳话，引起后世文人郁达夫兴趣，结果害得他专程到杭州看完八卷临安志，未见东坡琴操一段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