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的屈服是把锋芒指向与之争宠的其他女性。打平儿，打鲍二家的，在尤二姐的事件上就更加明显了，更加自觉地转移到与之争宠的女性身上，使她们成为牺牲品；夫妻矛盾转为妻妾矛盾，不能治本就转而治标，把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怨毒、一切的谋略手段用在治标上头。这就是说的“妒”，成了封建宗法礼教下女性自相摧残的一支毒箭，它予头主要指向没有人身自由的妾和其他地位更卑弱的女子。小说里像尤二姐，鲍二家的，平儿。那么小说所展现的王熙凤和这些人的关系，尤其是王熙凤和尤二姐关系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夫妻矛盾怎么样转换为妻妾矛盾，把一切的仇恨、怨毒、心机、谋略都用在了这个上头，比之《金瓶梅》中妻妾间的争风吃醋，《红楼梦》中有关“妒”的描写具有更为高级的形态，也就是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
在王熙凤和尤二姐的较量中，特别含意深长的是：第一，王熙凤竭力塑造自己贤良的假象，得悉偷娶秘事后，她主动登门，又主动引见给贾母，以致二姐悦服、长辈欣慰、众人称奇，其目的在摘掉“妒”的帽子，在宗法礼教上占得一个“制高点”；第二，王熙凤又调动一切手段，把尤二姐置于名教罪人的地位，揭发尤二姐“淫奔”的老底，咬定其悔婚再嫁，一女竟事二夫；因此，所谓“借剑杀人”，不单是假手秋桐之流，更是凭借着全部封建宗法的权力和舆论机制，其操纵运筹的精明熟练，真可叹为观止，达到置人于死地而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王熙凤这个“妒”，从一方面来讲，在其与贾琏的关系上表现为较少从属性；当将其矛头指向其他女性时，尖锐程度达到你死我活，表现形态则由于被官方的道学伦理装裹着，因而是“文明”的。这才是王熙凤之妒的重要特征。总之王熙凤这个人物，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居然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王熙凤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切，当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我们觉得很痛快，扬眉吐气；当其为所欲为，算尽机关，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又不能不使人心寒、深恶痛绝。这二者交织、纠结、迭合而形成了一个所谓“凤辣子”的中国女性形象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