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神伤”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三十八任教育总长、二十四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三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和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和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馀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
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