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国在“审查”初，曾在逼供信下违心交代：1971年9月8日，于新野从北京到杭州，路过上海，对我说，主席和广州军区的领导同志谈了话，……军委办事组的五位同志挨批，等于批了首长。首长宣传毛泽东思想，革命几十年，现在受欺，谁能服气？我说我也没有想通。于新野说不通有什么用？得叫咱们的飞机说话。我问他那是怎么弄法？于新野讲，北京他们作了研究，首长已有指示。他们在北京搞掉北京那一帮，我到陈励耘那里开会，叫他搞这（指毛泽东像）。搞了以后，首长一掌权，那我们的政治地位就不同了。第二天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说，如陈励耘那里搞不了，回北京时一定路过你这里，你搞。搞后如有困难就暂时到天目山去打游击，准备叫江政委来帮助你们。
1980年总政接手林彪一案后，王维国推翻供词，说于新野根本就没有对他说过谋杀毛泽东，他更没有和于新野密谋。空5军政委陈励耘也同样翻供，推翻了他与于新野密谋杀害毛泽东，被免于起诉。而王维国虽然也成功翻供，但他在法庭上的强硬态度，却使他罪加三年。
王维国在法庭上说：什么我要谋杀毛主席，毛主席还接见我呢！什么政变？我们一开始就是反对张春桥的！那个时候，天天不睡觉，我还以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谁知道成了反革命！你们先说我怎么谋害江青、张春桥，后来又问我怎么同他们勾结，两个鼻孔都叫你们出气！
1982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1982]军检诉字第1号，起诉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案。3月3日，公诉人对王维国提起公诉，主要是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上海小组，教导队，向周宇驰报告毛主席离开上海等。最后公诉人说：被告王维国在法庭调查期间，对有些犯罪事实拒不承认。对他的这种态度，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3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82]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说王维国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扣除判决执行前羁押，至1985年9月19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如不服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维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王维国的上诉无理，予被驳回，维持原判。
有一点值得说明，无论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都没有提到王维国谋杀毛泽东，也没有提到王维国知道谋杀毛泽东，这说明王维国的抗辩是部分成功的。
可是，王维国又有哪些“罪行”证明他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呢？
1969年6月下旬，空4军根据叶群、江腾蛟指示，成立“上海小组”，对外叫“专案组”，主要是为林立果找对象。
1970年6月，王维国、江腾蛟陪林立果游长城，并合影、录像。
王维国（1972年3月21）日交代：庐山会议上，晚饭后，吴法宪找我和陈励耘，说你们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以后，林立果打电话给上海组的秘书韩洪奎，叫韩告诉我、陈励耘在会上发言，就说毛主席谦虚而不当国家主席，你们还是说设国家主席好。
王维国（1972年3月11日）交代：1971年春，吴法宪到上海，在回北京之前，吴告诉我，你在庐山的错误给上海市委的两三个负责同志检讨一下，就可以了。
1971年4月9日，空4军成立教导队，抽调106名干部、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