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8日，亲日主和派首领、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兆铭)，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
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著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
为了漂白自身的奸伪身份，汪伪一直强调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战前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孙中山思想的真正实践者。为此，他们表现出与其他“普通”汉奸明显不同的政治倾向，即与重庆方面激烈争夺一些长期附着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争夺的过程中,汪伪营造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理念，并因应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塑造在当时条件下它自认为可被各方接受的政治面貌。汪伪粘连国民党政治符号于自身的行为,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1939年6月8日，重庆方面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8月下旬，除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已被开除党籍外，又决议开除梅思平、高宗武、丁默、林柏生、陈群、缪斌等人的党籍。1939年10月1日,在汪伪等建立“中央政权”前夕，蒋介石对中外记者表示:“汪逆卖身投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而诛之……其参加之每一份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而举国自无一人不知邪正黑白之所在。”
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撤消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