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理学兴起，朱熹等人打着尊崇孔圣人的旗帜，干起了自己做圣人的勾当。为了使儒学宗教化，理学家们竟将道教，佛教与儒学活生生杂交在一起。道教和佛教是教人出世，逃避现实的一种扭曲的世界观，二者之间教义也完全不同，道教是修“今世”，佛教是修“来世”。而儒教是教人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宗完全不相容，甚至完全对立的思想怎么可能三教合一呢？理学家们真是厉害，当这种错误百出，各家都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被当时有识之士斥之为伪学的时候。朱熹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此在这种灭绝人性的理论下不知多少无辜女人枉送性命。鲁迅先生曰：“吃人”。这是对理学公正的评价。朱熹终于成了“圣人”，而孔子尊重生命的仁爱忠恕思想却被从头到尾彻底毒化。孔子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让中国避免了宗教的狂热，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此跌入了理学的黑暗深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儒生最没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且不说他们的名节，最没有民族气节的就是他们自己。蒙古人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做起了第四等公民；满族人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喳”；英国人来了他们齐心协力：“爷是（yes）”；日本人来了他们毕恭毕敬：“嗨矣”。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孔儒思想荡然无存。从此，儒生成了汉奸的批发市场。朱熹是个彻头彻尾的毒儒。
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觉醒。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传入中国。中国人终于从理学的毒害中清醒过来。然而一些伪道儒生并不认输，时有辜鸿铭著《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然而就是这位从小接受西洋教育的学者在中国的大变革时代，极力推崇传统，反对科学，民主。应该说，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有一定贡献。一个从小就接受科学，民主教育的人为什么那么推崇传统呢？民国初期，贿选成风。有一位年轻议员花重金贿赂辜鸿铭，辜鸿铭当面满口应从。他拿着贿金跑到八大胡同与众妓女逍遥快活去了，事后竟大骂议员败坏他名声。还有一次他拉着妓女要与毛姆理论，大谈他的嫖妓心得。原来，他不是真正的推崇传统文化，只是利用孔子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阴暗，一来可以沽名钓誉，二来可以恬不知耻。孔子忠信，廉耻的思想被辜鸿铭打包后彻底伪化变成了背信弃义，收受贿赂，卖淫嫖娼，寡廉鲜耻的遮羞布。辜鸿铭是个真真切切的伪儒。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并从此掀开了民族复兴的序幕。然而一些理学儒生并不死心，打着传承文化的招牌妄图效朱熹那样，自己成“圣”。最著名的没过于美女教授于丹。《论语心得》，洛阳纸贵。于丹说：“《论语》就是这样一部语录。”其实《论语》是对孔子的言行的一个汇总，根本不是语录集。由于于丹把《论语》完全异化，使儒家经典媚俗化，迎合了现代儒生，一夜之间，名声大振。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孔子自己都一生不快乐，他曾自嘲是“丧家犬”。他怎么会告诉我们快乐。真正教我们心灵快乐的人是阿Q。因为阿Q名声不好，只好张冠李戴了。正是这种异化曲解可以完全将现代儒生内心的阴暗，自卑重新整饰，才使于丹从“学术超女”一跃成为“女圣人”。虽然有十博士出面抵制，毕竟不及媒体儒生之合纵力量。应该说于丹讲《论语》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一种商业设计。只是由于她学术不专，理解不深才出现了许多纰漏。这些并不影响她商业设计的巨大的成功，光《论语心得》一书就狂赚一千多万。汶川大地震时，这位大讲孔子“仁爱”的“女圣人”爱心捐款不及此书版费的千分之五。“女圣人”讲《论语》是假，图实在是真,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讲孔子是假，为了赚钱是真。孔子成了现代儒生赚钱的工具。于丹的成功使得谄媚先贤成为时尚，孔庙中的孔子俨然天子，身着皇帝服装。孔子一生忠君爱民，君臣父子思想从未动摇，现在却做起了皇帝，这不但是对儒家思想的亵渎，也是对孔子个人人格的巨大侮辱。孔门中（古时候把教师统称为孔门弟子）出现范跑跑，赵光光，杨不管之流就不足为怪了。不但可以无知，甚至可以无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