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法租界莫里哀路(即香山路)一次社区的基督教晚会上认识了宋美龄，随后开始了对宋美龄的追求。
蒋介石和宋美龄（资料图）
本文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者：[美]陶涵，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版次：2012年8月第一版
四年征战下来，蒋介石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哄、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近六公里半的长江南岸，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艺术文化和工业的重心。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万，比上海少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Mayling Palace)。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活动。有时候也陪蒋到前线。
但是宋美龄也忧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流产(蒋介石日记也提到)似乎驳斥了外界传闻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将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亲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而他出差也都带着《圣经》。经过三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中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多。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Lu Diping)为第一次围剿总司令，统帅十二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一九三○年秋天，但进入井冈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一九三一年，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
七月一日，蒋动员十三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的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两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
这次新危机始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其政治激进派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即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复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张学良手下有二十万劲旅。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攻击开始就撤退。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大多数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联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在东北强烈坚持主权，日本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战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宣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能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级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间接因为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而起，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之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辞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一个没有力量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来瞧瞧。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发出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出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十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一度他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两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而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
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虽换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青年社团现在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图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而又不明白蒋的真正立场。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