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周秉钧又回到母亲那里，听母亲说他们来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屉，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得知抽屉里的里面有500块钱后决定问问邓颖超解决的办法。
这样周秉钧又回到他母亲那里，给母亲留了两百块钱，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厅。晚上10点多钟，伯父周恩来也回到了西花厅。问周恩来那500块钱怎么处理，他反应非常快，他说：“你告诉你母亲，看看这些票子是新的还是久的，如果是新的，号是不是连起来的，如果是，这钱不能动，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经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连号，那肯定是什么特种经费，活动经费之类的。”
第二天早晨7点，周秉钧起床来到客厅，周恩来告诉周秉钧，他昨天晚上见到了吴法宪司令员，已经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父亲周同宇被抓时，周秉钧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邓颖超专门给周秉德写了一封信，让小妹周秉建坐火车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够正确对待这个事情，并且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个事情总会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这个情绪。
第二天，周秉钧回到了广东，此后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就连父亲关在何处都一无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关了七年半之后，父亲周同宇才被释放出来。
对于父亲周同宇当年为什么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周家兄妹都能够感受到伯父的艰难处境，但是谁也不能说什么。即便父亲被抓，他们其实也不敢在伯父面前提，更不敢说求情的话。因为周恩来定的家规中就有这么一条，不要为他人带信，告状，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妈邓颖超才向他们讲述了事件的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