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被试验者倒起来，折磨致死；将被试验者塞进密封室，真空使其窒息而死；将被试验者肝、脾、胃摘除，手、脚互换，进行移植手术试验；在女性被试者身上进行梅毒传染试验；将被试验者塞进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喷烧坦克，视察其性能；用步枪或手枪射击列成纵队的被试验者，观察其穿透人体的性能；用试制的各种小型细菌武器对活人进行实地试验，观察其效能等等。
七三一部队除在室内用活人来实验所制造的各种细菌武器的效能外，为研究在战争环境中使用细菌武器并使其更好的发挥效能，凡是七三一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都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来做试验。同时，七三一部队还配合侵驻长春的第一○○部队(即日本关东军兽类防疫部)，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细菌武器进行动物试验和动物与活人混合试验。
细菌武器实验
伪康德9年(1942年)6月，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进行鼠疫跳蚤“石井式”磁壳炸弹效能试验。把15名被试验者绑在实验场的铁柱子上，用飞机将20枚炸弹投向试验场上空，炸弹在距离地面一二百米的高空爆炸后，装在炸弹里的疫鼠跳蚤散满整个靶场，落到被试验者身上，用以观察是否染上鼠疫。
伪康德10年(1943年)末，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进行炭疽热细菌传染试验。把10个被试验者绑在间隔为5米的铁柱子上，在距被试验者50米以外的地方，用电流引爆一颗开花弹，受试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受到炭疽热病菌的传染。
伪康德11年(1944年)2—3月间，七三一部队用活人进行鼠疫弹感染试验时，40名被试验者集体逃跑，日本兵开动汽车追赶“逃犯”，并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部压死撞死。春季，在安达特别靶场上，用活人试验鼠疫细菌液经过呼吸器官传染疾病的效果。将10名中国人绑在靶场的铁柱子上，在距离被试验者10米的地方，用电流引爆一个装满鼠疫细菌液的铁桶。10月，又对5名中国人做传染鼠疫的实验。
伪康德12年(1945年)4月，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长加藤恒则、牡丹江支队长尾上正男、林口支队长本神原秀夫和第一部的肥之藤少佐一同搭乘轻型轰炸机到安达特别实验场，观看活人试验。他们将4名中国人反绑在木桩上，轰炸机从150米高度投下“石井式炸弹”。炸弹在50米高处爆炸，里面装的炭疽菌散满靶场，被试验者均被细菌感染。
兵器效能试验
伪康德10年(1943年)夏季，七三一部队在安达特别靶场上，将十几名中国人塞进快要报废的坦克车和装甲车内，在距离10米、20米、30米处，用新研制的燃烧剂和火焰喷射器进行喷烧试验。
结果坦克车和装甲车被烧变形，车中人被活活烤死、烧焦。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在安达特别试验场上用活人进行步枪穿透性能试验。他们将被试验者蒙上眼睛，每10人排成一列纵队，一个挨着一个靠得很紧。一列是穿棉衣的，一列是穿单衣的，一列是一丝不挂的。然后，在一定距离上用三八式步枪射击，检验其穿透人体性能。
用来做试验的“材料人”是从哈尔滨平房“特设监狱”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的爱国志士、抗日战士、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少数苏联红军侦察员。被试验者通过陆运和空运两种途径被押送到安达特别试验场。
陆路运输由七三一部队第三部运输班负责，到安达特别实验场属长途运输，为防止被试验者在运输途中逃跑，事先要带上手铐和脚镣，还在脚镣上坠上铁球。然后，被装进伪装了的“特别囚车”内，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特殊班队押送至安达。空运由第二部航空班负责押运，多用运输机送往安达机场。
在用各种细菌武器进行活人感染试验时，为了使爆炸的弹片不至于穿透被试验者的头部和胸部而毙命，实验前，给他们戴上铁帽子，穿上用铁板制成的防护用具，把四肢和臀部留在外面，以便炸伤这些部位而被感染。然后，用铁丝将被试验者反绑(面朝柱子)在铁桩或木桩上进行试验。试验后，被试验者经过消毒处理，押回平房“特设监狱”，观察其病变过程，经过几天惨痛的折磨而死去。死后再作尸体解剖，然后被扔进焚尸炉焚化。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队在安达特别实验场究竟进行了多少次实验，至今尚无准确统计。
日本投降后，附近村民愤怒地拆毁了实验场上的设施，但遗址犹存。由于七三一部队在这里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人实验，使村民们谈虎色变。愤怒和悲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