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肖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好似一个梦魇，因为它为德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发挥反民主、复仇主义以及仇犹情绪的借口。同样地，克肖不承认一战之后出现了由于反共导致的反犹主义情绪。他认为德国革命同俄国没有关联，因此也不存在由此导致战后德国反犹情绪高涨的可能。这种观点倒是和现下主流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将这个观点推至顶峰的是出版人塞巴斯提安·哈夫纳。他在《解读希特勒》中说，当时共和国政府里左翼人士比多数社会民主党要少。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将革命镇压了下去，左翼人士始终是在野党。同时成为在野党的还有一股极右的势力，最终终结了脆弱的魏玛共和国并将德国带入了灾难之中。在十一月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哈夫纳写就了《1918/1919德国革命》。他说：“社会民主党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编造了谎言。1918/1919年的革命不是像他们50年以来所宣传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挽救”了德国，使之免遭“布尔什维克的涂炭”。事实上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是来自俄国的舶来品。这一观点哈夫纳在写《解读希特勒》之前就说过，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不谋而合。
对于哈夫纳和其他持同一观点的人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对魏玛共和国的结局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当然他们也就更不承认这一浪潮对欧洲国家(尤其是战败国)的无产阶级有强大的辐射力了。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中虽然大篇幅地叙述了当时的环境氛围，但是共产主义浪潮的作用和由此引发的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而实际上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之后，大多数德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为何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德国会追随俄国的道路吗?《日耳曼》报在1918年11月中道出了关键：“两股潮流席卷世界，相互角力。那就是民主和布尔什维主义——西方国家的自由理念和俄国的平等理念”。
社会民主党政府对付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联盟“间谍”的决心十分坚定，手腕也很强硬。对于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来说，对抗共产主义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们也毫不隐讳这一点。在1918年12月底爆发了内战之后，艾伯特倍感压力，他说：“要是同盟国当时占领了柏林就好了，就可以保护柏林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到底有多么害怕和恐慌。有人说社会民主党人背叛了革命，是纳粹帮凶。这无异于是强求社会民主党预见到俄国革命模式在德国终将失败，预见到当时还未出现的纳粹运动。哈夫纳认为艾伯特“在内心里是一个固守旧秩序的总督”，而诺斯克是“一个原始的暴力分子”。
这些人其实都曾是爱国分子。历史学家哈根·舒尔策在他写的魏玛共和国史(其为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史的书，但书名并非叫魏玛共和国史。——编者注)中说，我们不应该谴责这些人，他们不是列宁，甚至也不是施泰因或者哈登伯格那样的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只不过是一党之领导，19世纪的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政治进步的前提是稳定的环境和理性的行为。”当我们现如今往回看的时候责备他们当时没能看出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是不公平的。差别是存在的，比如罗莎·卢森堡曾提醒他们阵营的激进派，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很长的斗争史，而这一切在德国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有必要问：“哪条路是既可以启蒙民众又安全保险的?”但是从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角度看，极左势力毫无疑问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或者工具。光是党的名称——德国共产党，就足以说明两者间的关系了，更何况他们还拒绝参加国民议会举行的大选，并且一再强调他们的党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一如党纲所写。再者，他们还攻击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是“资产阶级的党羽”，控诉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1919年德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并且得到“世界革命总指挥部”的指令，于是一切变得更加明朗。最终的破裂出现在1918年11月。谢德曼为了国家前途提议重建工人运动统一阵线，由斯巴达克联盟和多数社会民主党以及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同成立人民代表议会，而斯巴达克联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提议。
在柏林差不多又恢复了平静之后，艾伯特对民众说：“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和大城市的黑暗势力纠结在一起，妄图借助他国势力取得政权。只有人民才能给予政府以合法性，而人民永远不会自愿地把权力交于他们之手。”文中提到的他国势力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俄国。因为《前进报》还转引了公告上的文字：“我们必须保护边界不受俄国武装暴力侵扰。俄国正向我们输出战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想以德国为战场，发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布尔什维主义是和平的坟墓，是自由的坟墓，是社会主义的坟墓。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才能够将劳动人民从经济剥削的樊笼中解放出来。”。
古斯塔夫·诺斯克在回忆录中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当年是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当时有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批判观察家、左翼自由主义者哈里·格拉夫·凯斯勒。1919年1月20日，在斯巴达克起义被镇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武装起来的反政府无产者差点就赢得了政权。”即使有再多的可能性，他们也不能赢得政权，因为多数社会民主党和陆军结成了同盟，拥有军队的支持。1919年1月19日举行了魏玛国民议会大选。之后社会民主党组建了一个占议会明显多数的中左政府。由此，社民党离实现议会民主的目标越来越近了。由于有俄国政权在背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能够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生活在柏林的俄国出版人埃韦林·赫维奇在1919年初曾写道，大家普遍觉得“它(布尔什维克。——作者注)是股强大的洪流，至少是一种具有超常传染能力的思想，最终将无可避免地成为领导人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早晚将湮没整个文明世界”。赫维奇认为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极左派于1919年3月初在柏林号召反政府总罢工。但这次行动被当局镇压了下去，并且导致德国共产党暂时被禁止活动。政府还试图解散不来梅和布劳恩施崴格的工兵苏维埃。1919年4月底，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革命火焰熊熊燃烧的巴伐利亚，于是那里的反犹主义情绪到达了一个高潮。
在慕尼黑，革命之风席卷这个德国土地上第一个也是最长久的王国。希特勒自1918年11月底在这里的第二步兵团第Ⅰ预备营第7连服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库尔特·埃斯纳使用策略，将武装游行变成了颠覆行动，逼宫成功。11月初，国王路德维希三世退位，离开帝国首都逃亡。1919年11月8日，这个来自施瓦宾格的犹太记者和工厂主公子被选为巴伐利亚自由邦总理。他在左翼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立志要在巴伐利亚自由邦实现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瑟·罗森堡的话说——“建立在苏维埃之上的、有诱惑力的、成熟的民主”。“他不希望看到旧式议会，也不急于立刻社会主义化，并且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
于是这位自由邦总理就被夹在各派中间，备受攻击。无论是党内左派和共产党，还是希望实现议会民主的多数社会民主党都想讨伐他。在多数社会民主党看来，苏维埃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它是革命导致的无序的产物，一旦国民议会和其他的议会民主配套机构建立起来，它必然将不复存在。然而独立的诉求使得巴伐利亚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埃斯纳根本无法从繁多且迥异的政治目标中理出头绪来。
这对于尚在政治之外的希特勒而言则更是雾里看花了。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回到了慕尼黑，这里的人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都持开放性的态度。这些观念对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士兵，尤其是对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言，实在再平常不过。不管是来自哪里，当他们一起开拔奔赴战场的时候就将彼此看做一个整体，看做兄弟了，保护祖国是他们的信念。1914年8月燃烧起来的民族热情让国内社会的阶层对立和紧张都烟消云散。而战斗的队伍中更是不再有阶级的问题了。之后曾出现了这么一个词，叫“堑壕社会主义”，因为士兵们在与世隔绝、令人窒息的堑壕或者潜水艇里待着，他们中的谁来自哪里根本不重要，只有团结才能够强大，只有团结才能够生存。在那样的背景下，个体就好比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蚂蚁。希特勒在回想军旅生活时说，在军中展现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集体中承担一项特别的任务。他在回忆录中说到军队的时候更是夸张，他说，前线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和纽带，因此对士兵而言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德国有一处地方，在那里没有阶级。那就是前线的连队。那里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连队，再无其他。”希特勒如是说。就连保守派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他1919年出版的《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一书中也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战场前线或者是遍及半个欧洲的集体公墓里。”斯宾格勒希望通过唤醒旧普鲁士“士兵社会主义”给马克思式的物质社会主义注入灵魂。
但是对于前线士兵来说，旧式社会主义依然延续着。当然，他们将其看做“上帝保佑”帝国。然而旧秩序在面对残酷的战争时显得可怜而无力。1918年秋，威廉二世逃到荷兰流亡，证明了旧秩序的失败。现在旧秩序对于前线士兵而言已经过时了，巴伐利亚军队最终选择了右翼保守的路线。1919年春右翼保守势力的一段文字说明了军队的立场，而此时希特勒也在军中。文字是这么说的，现在“激进的想法很容易被人们接受……这是由于大家对政治的不了解。各种思潮交织出现，而人们对它们又都缺乏信赖。大家对所有旧的结构也都不信任……”
慕尼黑驻军所在地并非反犹主义滋长的土壤。特劳恩施泰因的战俘和平民拘留营也不是。1918年12月3日，希特勒回到慕尼黑预备团几天之后就被派去了特劳恩施泰因。那里位于巴伐利亚山区，关于内战的消息许久才能传来些许，就好似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希特勒在那里看管被押人员。那里负责的是士兵苏维埃，被关的都是俄国战俘，看守士兵和那些来自“革命故乡”的关押人员称兄道弟。据一位军官说，“那会儿不再有过去那种严格的纪律。在经历了停战和革命之后，军人一职对士兵而言就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衣食无忧的工具而已。有了这份职业，国家就会养着他们。”希特勒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来说，希特勒在特劳恩施泰因的这段时间和他在世界大战前的生活状态差不多：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只有一身戎装让他不至沦落，给他面包与居所。于是他们就这么随波逐流，根本就不是像他在《我的奋斗》中所写，在经历了十一月革命之后下决心要成为政治家，阻止“犹太人胡作非为”。
在特劳恩施泰因战俘营被解散之后，希特勒在1919年1月底到2月中的一天回到了慕尼黑预备团。这个自由邦的首府还沉浸在上个月进行的议会选举气氛中。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党主席库尔特·埃斯纳已经风光不再，该党仅仅获得了2.5%的选票。当多数社会民主党和当前最强大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眉来眼去的时候，左翼势力因为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而日益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