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杀未遂到精神失常
受其家庭影响，在张旃的履历中，也有“不光彩”的一笔。1945年，升入重庆高中的张旃参加了一个叫做“KC党”(又称“扣”党)的组织，据他个人向组织交代，是一个“进步的学生组织”。但该组织产生的背景、目的、领导者均未做任何交代，以至于组织上最后也没弄清楚“KC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组织”。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2月10日，重庆发生了较场口事件;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纠集千余人，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殴打工作人员;2月22日，国民党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并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此时，张旃在重庆高中读书，集体参加了2月22日的反苏游行。1947年，上海南模中学进步学生组织时事讨论，张旃又在会上积极地“为美帝吹嘘，发表美国如何民主的言论”。中学期间，与同学段广南等组织“自由”壁报社，其所写文章，内容被认为是反动的，多为时事讨论和战事展望等。
由于张旃“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家住敌区”的亲属经常通过各种办法给其捎寄钱物，其“是否依钱被人收买利用，进行特务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从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就引起了厂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对其展开了4个多月的明察暗访。
有关部门在对张旃个人历史问题及家庭社会关系的文字分析材料认为：“一、其家完全是蒋匪反动的高级官员，所以其很小时随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蒋匪的根据地重庆盘踞，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动正统基础。由(尤)其在入中学时参加童子军及军事训练，这说明思想是反动的。二、在四五年(1945年)其看出蒋匪呈腐败的卖国的政府，而组织了自称进步的‘KC党’及‘KC党’报等活动，为什么又参加反苏游行大会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宾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这些东西是其父自己的，想为己有”。最后认为张旃虽为青年团员，但为什么全家均已经进入了“敌区”，只他一人留在大陆，是否身负一定使命?颇令人怀疑。(1952至1953年张旃审查材料)因此，应弄清其与在台在美之亲属“是否仍有来往关系，有否潜伏活动”。
张旃在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初期，可以肯定地说，是抱着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并下决心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作为见习技术员，他业务上比较钻研，曾主动帮助工友修复了一台六角车床，给工厂增加了生产工具。在与工友研究技术时也很虚心，“从不自高自大”，在给徒工讲课时也很负责和耐心(1952年10月30日五车间工会主席张庆文反映)。1952年国庆节时，厂里有一批生产计划，他主动承担了部分任务，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和抄写计划。“其生活作风也是正派的，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带来的旧物”(1952年12月29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张旃一方面努力地工作，以自己积极的表现来谋求组织上和工友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整个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张旃所考虑得那样简单，有关部门从未放松对他的监控和警惕。张旃的直系亲属逃台的时候，他还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亲属们想方设法给他带来钱物，并从父亲故交那里获得资助，构成了他与反动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藕断丝连”，这一切都在组织部门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主动地切断与亲友们的一切经济甚至通信往来。在与工友的谈话中他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我念到大学，在我家还是最低的文化程度，我家是个大资产阶级，我和他们很久就脱离了关系。我入团时，相当困难，调查我，我知道这就是考验我”(1952年10月31日团委会白树勋反映)。
1954年前后，张旃曾多次向党支部书记写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内容主要是“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思想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表示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和社会关系彻底决裂”等，表明他在参加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也是想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的。有资料可查的就有1954年1月至4月间的十数件。他自认为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虽然在思想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教育，特别是到厂后受到工人阶级直接的教育和帮助，思想已基本转到工人阶级里来了。并且自己也下决心，积极对非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在较短的期间内基本上消灭非工人阶级思想”。
由于他的反动家庭，似乎从他走向工作岗位，就给他带来了“原罪”。因此他感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同家庭断绝联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人相处，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是无形的，由于有他这样的反动家庭背景，几乎所有人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他，疏远他，只有被视为“另类”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只能从受到同样不公正待遇的同类人当中寻找一些慰藉。因此有人反映说，他“常与较落后的某人和地主子弟常某等人接近，不愿与积极分子和我党干部接近”。
外界的反映无疑刺激着张旃过度敏感的神经。他在一份“思想汇报”里谈到，这两天，听到车间里向我喊反革命分子，不知是指的什么意思，假如说我在走向社会主义时期时抱着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放，不进行艰苦的自我改造，而妨碍社会的发展，起了反动作用的话，我认为是有根据的。假如认为我还有其他和反动派有联系或类似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话，我认为应该很好地检查我的全部历史，我也会帮助组织上提供证明人或其他材料来。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不通，心里很气愤(张旃1954年1月9日“思想汇报”)。
此后，张旃一直处于悲观失望的状态，工作上“既积极又沉闷，抱着混的态度”，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是走路，也站下想几分钟，完了再走”(南来分子的动态)。有时“工人对面谈话被他看见，就怀疑是在讲他的问题”(1954年1月23日厂保卫干事卓治国反映)。由于他的精神压力过大，工作神不守舍，结果因工作计划失误，造成原料损失，被记过两次。
1954年初，张旃已经有了精神异常的表现。1月中旬，他向五车间的王书记书面汇报说，我现在完了，哪里都给我下毒药，我的饭里有毒药，喝的水里有毒药，我的身上都胖肿了，要求请假到市里医院看病。多份材料中都反映他的精神存在问题。
1954年1月底，张旃调到了九车间，这一年底，车间孔国荣技术组长归纳了他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他的思想一贯是十分沉闷的，除工作外很少谈话，不爱和任何人接近，就是星期日也经常是一个人在房子内看看书或睡觉，偶尔有事上街的话也是他自己出去，所以他的思想情况是不和任何人交谈的。由于他思想上的苦闷已严重地影响到他身体健康，目前看来他的神经可能有些不够正常。自上一年10月份以后，他就很少外出，有时厂里放电影，离宿舍只有百米远，他也不去看。厂里组织了很多次活动，他一次都没参加，自己坐在房子里看书。
1955年4月上旬，张旃找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交出20元人民币，要求邮到上海市浦东章华毛织厂表兄黎斌处，说，我过去借“战犯”黎斌20万元(建国初的货币)，给他们邮去，和他们断绝关系。不久，又交上来14元6角人民币，要求汇到河北省唐山开滦矿务局，转交孙越崎再转王仪孟，并说，他们是官僚资本家，我花他们钱都还给他们，与他们脱离关系。
同年4月24日，又写给厂干部科和厂领导书面材料，述说通过总路线的学习，对本身阶级出身的认识，提出和反动的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声明，要求改名叫“孙志新”。张旃改名的要求，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想尽快地摆脱由于家庭的关系所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从此时起，他就正式使用了新名，而且是经过党委李书记批准同意的(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为行文方便，其后仍以张旃称之)。
同年5月24日，他向车间领导请假5天去北京(得到批准)，5月25日，他从天津给同宿舍张一光和车间技术组长老孔寄来“遗书”。其内容说，我的身体不好，劳动和工作困难很多，我认为再继续活下去，已不能劳动为父母服务，现在我向你们永别了，一切后事请转告领导上代为办理。当日下午6时，天津市公安局发现其自杀(未遂)。不久后即精神失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