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方面，胡季牦时代的书籍遭到禁毁，代之以四书五经，并由来自中国的儒生负责教授，越南人还被迫改变发式，改穿中式服装。用喃字写成的越南乡土文学作品被大量焚毁，许多历史典籍被强制运往中国，包括《建中常礼》、《箕裘录》、《陈朝大典》、《葆和殿余笔》、《万劫秘传》、《樵隐诗》、《昭明王乐道集》、《峡山集》、《菊堂遗草》、《越南世志》、《越史纲目》、《大越史记》、《蕊溪诗集》等等，很多后来湮灭无闻。
公元1427年，明军最终被赶出越南，起义领袖黎利建立了新的王朝，为了得到册封，答应连续三年进贡金象两只，明朝才正式封黎利为大越国王。十八世纪以后，黎朝统治衰落，郑氏和阮氏两大集团南北对峙，公元1771年，著名的西山起义爆发，起义军最后消灭了郑氏和阮氏，也打败了清朝和暹罗的军队的干涉，公元1799年，原阮氏集团的族人阮映在法国支持下以嘉定为基地，推翻西山政权，建立了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阮氏王朝的建立，也为元、明、清三代，历时几百年的中国与越南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划上了句号，越南从此成为了独立国家。
中越关系三十年-打翻历史的五味瓶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讨论1949年以后的中越关系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太多的恩怨、太多的误解、太多的仇恨、太多的猜疑，已经纠葛得化解不开。
2000年，法国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名为《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的档，B同志为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的化名，这份档与越南外交部发布的所谓《中越关系三十年真相》白皮书如出一辙，对越南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的中越关系多所苛责，披露了许多秘辛。
事实上从1950年起，中国已开始为越南提供军事援助，1953年7月朝鲜战场停战后，为了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周en来一度热衷于外交活动，赫鲁晓夫同样如此，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往来密切。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的殖民体系濒于瓦解，处于上升势头的越共有了统一全国的可能，而这一时期美国干涉的危险逐渐增加，为了避免与美国的公开冲突，中苏联手对越南施压。在当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越共被迫放弃统一全国的打算，签署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实际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当时，在越共党内充满了被欺骗和被出卖的怨恨，在《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一文中，黎笋指出：正是周en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在南越政权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苏的干涉确实阻碍了北越以较低成本统一全国的可能，而在美国军队大批涌入之后，等待越共的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平心而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举措，似乎存在民族利己主义的因素，在中国内战期间，斯大林出于某种目的，也曾很乐于看到国共双方划江而治。
当南越内部的革命和混乱初现端倪时，在越共内部负责南方事务的黎笋主张放手发动游击战争，***立即反对，表示：越南不能那样做，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在1964年底以前，由于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脱身政策，因此北越不得不依靠中国，但对以黎笋为代表的某些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心甘情愿，不如说是无奈。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联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公开表示愿意对北越提供援助，派遣志愿军事人员，对此，已经与苏联分道扬飙的中国表现得极为敏感。1965年10月9日，绰号甘草的范文同来到中国，周en来告诉他：中国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次年3月23日，周en来又“善意”地提醒黎笋：你们从苏联志愿者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23日，周en来又以中国的支持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它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
1969年1月，当北越和南越革命政权与美国和南越阮文绍政权在巴黎展开谈判后，就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公开反对，事实上，从加勒比海危机开始，中国政府倾向于认为只要与美国或西方国家展开外交活动就是退让和妥协。
对于这次谈判，中国领导人给越南方面安排了五项罪名：
1、谈判本身事实上帮助了正在忙于国内总统大选的约翰逊;
2、改变过去以美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条件的立场，接受部分停止轰炸的条件，放弃了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是向美国妥协了两次;
3、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的支持;
4、急于同美国谈判而没有摆出一个高姿态，从而使越南丧失主动，陷入被动，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斗争本身，胜利是由斗争决定的;
5、落入作为美国帮凶的苏联的圈套内，使约翰逊掌握了主动权。
最后，中国政府以一种决裂的语气表示：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我们两党之间、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
当然，中方对苏联出卖越南的指责，并未得到越共的认同，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客观的国际主义原则。针对越南的离心倾向，中方采取了强硬态度，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en来和***向越方声明：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1966年，***又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它的想法。这使我记起***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态度几近威胁。此后，本已貌合神离的中越同盟更是危机四伏，最终，越南选择了投入苏联的怀抱。当年，赫鲁晓夫的“老子党”姿态最终结束了中苏蜜月，也让苏联的巨额援助打了水漂，而若干年后，中国居然重蹈履辙，将越南从朋友变为仇敌，历史的巧合耐人寻味。
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抗美战争结束以后，越南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亲苏反华的历史转变，华侨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导火索。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对来自中国的华侨一直存有戒心，事实上，华侨问题并非只是越南孤立存在，华侨在东南亚各国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难免与原驻民发生冲突，而苏联很愿意推波助澜。
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出于现实考虑，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这就引起了越南人的忌恨，为了防止中美接近带来的危险，越南几乎本能地靠近了苏联。在猜疑和怨恨逐渐升级之后，武装冲突成了必然，1979年的战争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
对越南人来说，中国是北方强邻，更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庞然大物，越南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反抗中国侵略和压迫的战争史。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越南政府会决定如何运用这些历史，是有意识的弱化和淡忘?还是翻出来激发民族主义精神。
现时的中国同样如此，我们淡忘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却牢记南京大屠杀;忘记了飞虎队，却牢记沈崇事件;一切都为现实的需要服务。
历史是一种原罪，没有哪个国家纯洁得如同婴儿。假如某一天，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系统的、全面的、精心的调教和培养(如同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假如有一天，某位越南愤青毅然喊出“中国必须因侵略战争向越南谢罪”，世界将不会感到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