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中国权力监督的现状及矛盾分析：
在体制内监督方面，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已建立起了庞大的纪检监察体系，司法体系在形式上也趋于完备，但普遍存在“主体不分立、私利不对立”的缺陷，与历史上的体制内监督并无本质区别。
在体制外监督方面，我国主要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党派监督)，媒体、舆论、公民个体监督等形式。下面比照矛盾法则的分析结果试作分析：
人大是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理论上有立法、监督两权。但人大代表大多来源于权力体系，即是应被监督的官，又是监督官的人大代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显然统一有余，对立不足。即使是执政体系以外的人大代表，还不能说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选制基础上的议行合一”的代表，也就无法真正代表人民进行监督。加之人大监督缺乏起码的组织架构和程序规制，加强人大监督权的结果反而成了某些代表借机谋取私利，干预行政、司法的工具。这是我国长期试图加强人大监督却不成功的主要原因。
政协(民主党派)处于参政、议政的地位，也有体制外监督的职能，理论上接近于党派监督。政见上的差异性是政协(其他党派)存在的前提，对执政党改进执政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党派间的政见分歧极易在监督中引发政治对立，甚至对抗，违背“政见一致”这一矛盾统一性的基本条件，所以，政协监督(党派监督)总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至于媒体、舆论、个人，乃至网络监督，目前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要么分散、弱小，无法聚合成共同的监督意志形成强制力，要么一旦聚合成共同意志，又缺乏理性，极易形成舆论暴力、群体冲突，无法单独构建起一个与执政权对立统一的监督主体。而且，这种非理性、非组织性的监督长期存在，势必危害政府、权力的公信力，加速矛盾向对抗性方向转化。
综上，我国现有的“体制外”监督形式，无论单独或共同，都无法与执政权形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第五部分根据矛盾法则建构有中国特色人民监督机制。
中国是一个有长期集权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强;辛亥革命后，民智渐开，但又政见纷纭，陷入了长期的战乱。这足以证明中国缺乏西式民主的起码条件——政治包容。
这在西式民主的角度看似乎都是缺点，但用辩证法的矛盾观看，却是难能可贵的优点——更便于建构符合矛盾法则的人民监督权力的体系——在权力行使方面，中国共产党遵循民主集中制，符合权力趋向集中的个性。通过人大、政协的参政、议政，不仅兼顾了民主，而且避免了政见分歧引起的党争、掣肘、过度迎合“短视的民意”等等西式民主的缺陷。在监督方面，只需要根据矛盾法则的人民监督七项原则“量体裁衣”，就能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人民监督权力体系。
笔者试做如下构想：
一、组织群众：建立县、市、省、全国四级人民监督委员会。
二、民主监督：自下而上，民主选举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议事。
三、事后监督：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对本级政府进行事后监督，即在行政、司法行为完成后进行监督。
四、主体分立：人民监督委员会的人、财、物完全独立，在职官员不得参与选举和被选举。
五、私利对立：政府官员从人民监督委员中择优录用。
六、政见一致：人民监督委员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七、依法守规：人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议案，提交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有关部门拒不查处时报上级人民监督委员会递交上级部门查处。
另外，因为违法乱纪的行为大多是个人行为，即使以政府行为表现，也必由个人错误决定导致，因此人民监督的对象是违法乱纪的人，即起决定作用的官，而不是政府，更不是权力。“责任到人“应该作为第八条原则。
总之，这一构想显然还很粗糙，但毕竟建立在马列毛核心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坚持了党的领导，又解决了人民监督的基本矛盾，更加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和“优越性”，应该有进一步研讨的现实意义。
当今，网络已为人民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条件。习主席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本人根据以上原则设计了“中国冤情网”(改版中)，试图从人民群众最为切齿的司法腐败(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入手，看看能否干出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