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晚年继续关注民族复兴问题。他在其《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强调：民族复兴就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恢复到头一个地位”，而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固有道德、恢复民族主义，“到了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在讲演中还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国共两党在上世纪20年代都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以争取民族解放的主张，并共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使之成了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客观上激发了各界对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关注。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全面加强，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和观念很快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1932年5月，张君劢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其“创办启事”称：该刊定名为“再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的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还有《复兴月刊》等。《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开辟了“民族复兴专栏”;《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也纷纷以“民族复兴”为话题刊文。此后，“民族复兴”一说广为流行。上述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如：赵正平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吴其昌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等。他们谈到，“民族复兴”是从目前的落后、衰落状态中走出，恢复世界强国的民族地位，恢复文化古国的灿烂辉煌。当时还出版了一些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的书籍，如吴庚恕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张君劢于1935年出版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王之平于1935年刊行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不仅为报界、学界、文化界频频言说，也为国共两党高度关注。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次从不同角度谈及了民族复兴
为“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复兴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次从不同角度谈及了民族复兴。他在1948年岁末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从政治视角使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称建立新中国将“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他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经济复兴”，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同年9月，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又提出“文化复兴”，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同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不断为这一历史使命注入新的思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