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 诸葛恪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废除孙权的苛酷弊政。据《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恪已有政治改革之举,“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孙吴上下广泛的社会愿望,深得拥护,故“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据《三国志》卷五九记载,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诸葛恪的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三国志·吴书·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又载建兴元年( 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 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确实,恪性格粗疏,先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无奈,竟然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恪之北伐有二次。第一次是建兴元年(252年)十月，恪领兵四万，会众于东兴(今安徽巢湖东南) ，因山势筑建二坞，巩固城防，每坞留千人坚守，为北伐做准备。十二月，曹魏派兵七万攻击城坞，想破坏东兴堤防。恪指挥有方，时天寒大雪，围城魏军以吴兵少，不以为意，诸葛恪指挥军队突袭魏军，《三国志》本传载：“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振旅而还。”东兴一役，恪可谓大获全胜。恪返师，进位阳都侯，加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这样，恪便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如果恪用兵止于此，转而进一步深化内政改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遗憾的是，诸葛恪没有这样做。他获胜后，有轻敌之意。第二年春，“复欲出军”，派人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系，东、西联合攻魏。诸葛恪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孙吴上下的强烈反对。《三国志》恪本传称恪“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驱略民人”，本欲耀威淮南，但诸将要求退师攻新城，“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曰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魏知战士罢病，乃进救兵。恪引军而去。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至此，第二次北伐徒劳无功，彻底失败了。对于如此巨大的灾难，恪竟不以为意，并未认真反省，“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图起田于浔阳”，企图再兴北伐之举，诏令相衔，不得已“徐乃旋师”，八月，恪回到建业，“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其执政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如此，恪仍未死心，“改易宿卫，用其亲近，复敕兵严，欲向青、徐”。针对这一情况，孙氏宗室代表人物孙峻等经过精心策划，利用诸葛恪进见孙亮的机会，将其刺杀。恪之子竦、建及外甥张震、常侍朱恩等同时收杀，皆夷三族。其弟融驻兵在外，峻也派人拘捕，融饮药而死，其三子皆伏诛。这样，诸葛恪专权便以失败告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