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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资料图)
三、“七七”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我父亲不在济南。他是在接到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打来的电话时才获悉卢沟桥事件。他吩咐张绍堂与第三路军参谋长刘书香以他的名义给庐山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是说：第三路军有部分将领正在庐山受训，请尽快命他们返鲁，做应战准备;请为第三路军补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张绍堂还在电话里向父亲报告：刚接到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称局势有所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谈判，他们亦不欲扩大事态。父亲在电话里笑了，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欲借机调动兵力。仗注定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父亲的分析与预见很准确。这时日军兵力尚且不足，企图通过谈判争取时间，待日军源源不断开进华北，就开始向在廊坊和北平、通州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动猛烈进攻。28日晚9时，第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
7月15日，父亲下令所部军官送家眷回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命令将山东省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将所有载重汽车加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
接着，父亲将荷泽一带的自卫训练班壮丁四千人(自备枪支)编为第一补充旅，委任孙则让为旅长;将胶东第七专区训练的壮丁三千人(自备枪支)编为第二补充旅，委张骧伍为旅长。日后蒋介石给他钦定的罪名之一“收缴民枪”，即指此事。日军占领济南后，孙则让的第一补充旅，撤到河南漯河，全部编入中央军炮兵。
父亲于7月28日、29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国军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介石回电称，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
30日，父亲应蒋介石电召赴南京开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让他作好打仗的思想准备。会后父亲回到济南，对梁漱溟说，蒋介石见到他没谈什么，似有一肚子心事，却一点儿也不吐露。他临走时，蒋介石对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7月上旬，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奉蒋介石命令由江苏淮阴开往山东临沂。父亲不再顾及与日本达成不在山东驻中央军的默契，当几列火车搭载北上的第五十一军源源开到济南时，父亲在车站联合办公时理直气壮地命令参谋：“通知日本领事馆，中央军过山东了。”遵照部署，第五十一军驻防青岛以南沿海至连云港及胶济路东段，以防日军从海上登陆。
中日既已开战，父亲为表示对日决绝，限令日本驻济领事馆人员及日侨民三天内撤离济南，并不准带走财物。7月18日，日驻济武官石野到省府与他谈判，企图诱使他保持“中立”。谈判持续到到深夜1点，最后我父亲说：“你们把我韩复榘当作汉奸看，那你们瞎了眼!明天你们不走，你们的安全我就不负责了。”正好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有事进来，听见他的话并见其怒容满面，就知道是日本人的要求使他感到受侮辱了。19日，省府办公会上，父亲对与会者说：“日领事馆人员及侨民今早乘专车赴青岛回国去了。他们希望我们中立，真是异想天开!”这天，日本驻济领事馆人员及日本侨民乘车离济去青岛回国，日本洋行、工厂一律封门上锁。青岛的日本人也全部撤离回国，日官方一切事务由美国领事馆代为处理。
8月4日，父亲就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父亲兼总司令。何思源等几位厅长给他道喜。他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
四、坚决抗日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国民政府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
梁漱溟回到济南向我父亲汇报此事。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平、津沦陷后，驻北平日本当局曾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
8月20日，日本驻烟台领事馆亦关闭。11月中旬，上海沦陷，南京告急。父亲下令没收日侨财产，在日本洋行内抄出大量枪支、鸦片等私货。他派爆破队到淄博、胶东一带将日本人的厂矿炸毁。
这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父亲，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之将派同志前往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办法”。
父亲采纳了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军事联络员的建议，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共产党干部，并在第三路军成立政训处，举办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父亲出任班主任，爱国人士余心清任副主任，北平“左派”文化人主持教务工作。学员主要是平、津流亡学生、山东爱国知识青年及“乡建”派人士，前后共办三期，有一千三百人参加培训。第一批学员五百人于8月底入学，9月中旬被派往临清、德州、惠民、烟台等地开展抗日工作。
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
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的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
父亲给母亲写信：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
10月2日，第三集团军第四八六团夜袭桑园成功。德州守军第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四八五团奋力反击。但4日，德州城陷，第四八五团官兵全体为国捐躯。
此后，第三集团军在黄河以北之津浦线上与日军鏖战，历经徒骇河之战、津浦线反击战、临邑之战等役，伤亡惨重。
11月13日，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一个加强排，共七十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父亲才突出重围，回到济南。此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
五、留下家书
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
父亲的信全文如下：
大姐：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五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向方(韩复榘字向方)
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父亲的绝笔了。
11月16日，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
第三集团军从1937年10月1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
对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教授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一书中，就父亲在鲁北抗战中的表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上述抗战以来韩复榘的表现来看，总起来说他还是抗战的，不论其态度是消极或是积极，他还是坚持打了几仗。因此一般史书上称韩‘不战而逃’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事实。逃在后，战在前。至于传说他想投降当汉奸，就更是无事实根据的。”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日军偶尔隔河炮击，飞机也来过几次，在济南丢几枚炸弹就飞走了。日机还来过两次空投“通讯筒”，发动“政治攻势”。父亲将日本人通讯筒内的劝降信挂在办公室内示众，以示抗战到底。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辙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二人不欢而散。
在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极其荒谬，而且别有用心。他认定这是蒋介石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此时，李宗仁欲将父亲的炮团调走。
对此，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吗?”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经过历时一个半月的鲁北作战，父亲深感自己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与日军相去甚远。他认为，在长期抗战之大战略下，与其死守黄河，悉数被歼，不如有计划撤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实际上，父亲早就持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战略思想。他曾向视察山东防务的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军队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这一观点与蒋百里关于我们的国防线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线”为准的理论不谋而合。
父亲的战略思想应该是没问题的，事实证明，此后八年抗战的发展轨迹也大抵如此。但是，战略决策是大本营的事，父亲虽位尊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也不过是一名高级战地指挥官，必须服从大本营的指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有什么理由，也必须服从大本营的命令。蒋介石后来欲置他于死地，其实用不着劳神费力，拼凑什么“五大罪状”，仅以“不尊命令，擅自撤退”一条，就足以置他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