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1935年3月，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3个。危秀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1.5米，姐妹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整时，夫妻才能见上一面。
这是一个兼顾革命与人道的方法。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降生，意味着分离
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怀孕、产子，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刘英曾暗暗发誓：五年不结婚。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结婚就有可能生孩子，大麻烦会接连不断：怀孕了要走路，不走路就会掉队，掉队很可能被俘虏。没有担架、没有马，肚子再大也只能自己走。
1935年3月，清晨的薄雾在山间绿树中袅袅升起时，中央红军正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
这时，陈慧清要分娩了。抬着她的担架只得闪出了队伍。
路边有一间破旧的草屋。
一干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有等待。26岁的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
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几个月前经过云南时，邓发曾建议妻子留在当地，陈慧清硬是没有答应。
当地没有革命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追兵在枪声中越来越近，婴儿却迟迟无法出生。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三十九团。
战斗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响。
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
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陈慧清折磨得筋疲力尽，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生了。
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和母亲分离。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就做出严格规定：无论职务高低，谁也不允许带孩子行军。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要立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盾而复杂。
陈慧清是不幸却又幸运的。孩子出生时，她因疼痛而昏迷了，所以不必承受母子分离的更大痛苦。
空气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放在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