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男靓女+豪奢”镜头：歪曲我党地下工作历史
中共的特科建立之初，周恩来等领导人便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徐焰介绍说，1931年以前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的堕落过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教训。
顾顺章此人很早参加工人运动，勇于冲锋并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长，不过却染有流氓习气。他担任特科负责人后，借口工作特殊，经常拿走中央半数以上活动经费且开销不受监督，还嫖娼且吸毒。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同党的原则和要求格格不入，顾顺章便心怀不满便筹划投敌，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后马上叛变，并提出愿出卖中共中央机关全部住址。幸亏潜入敌特机关内的钱壮飞译出了武汉方面的来电，由李克农提前在上海报警，才使中共中央几十个机关、几百人连夜转移，避免了覆没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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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作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生活。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徐焰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曾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徐焰说，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周恩来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又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很容易引来盘查和关注。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
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之间隐蔽战线激烈较量
徐焰认为，国共之间隐蔽战线较量的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内战时期。这一阶段总的斗争形势便是共产党在地下秘密发展力量，国民党则动用政权力量全力予以追捕剿杀。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党员曾发展到19万人，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就是这时提出的，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建立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是周正、顾副。特科采取了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工作方式，不仅把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拉出来为己服务，同时又派称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还被特务头子徐恩曾任用为机要秘书，曾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掌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情报。不过在顾顺章叛变和周恩来赴苏区后，特科受沉重打击，中共中央在上海也不能生存，被迫转移到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不断膨胀，由建立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发展到建立复兴社(后来成为军统的前身)，成为监视社会生活的庞大恐怖机构。蒋介石利用特务成功地拉拢、收买和瓦解了多数地方军阀，对中共的隐蔽斗争却一度居于下峰。自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改变了斗争策略，实行“自首自新条例”，大力利用叛徒，并加强搜捕力度。此时留下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仍继续执行盲动路线，至1934年全面遭受破坏。刘少奇在1936年从陕北前往北方局恢复白区工作时，从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提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和合法的组织形式，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得到部分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