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伴着年齿渐长的同治帝，学习便不在状态了，此后的种种表现就远不是翁同龢所能预料的了。在此，不妨看看1871年3月日记的片断细节：
3月15日：看摺时精神极散，虽竭力鼓舞，终倦于思索，奈何!余亦草草，申初多始退。
3月19日：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巳初二退，熟书尚留数号。午初来，满书极吃力，午正二始毕，讲摺尤不着力，真无可奈何也!
3月26日：讲摺又极难，讲《大学衍义》，时亦神情不属，不免动声色。申初一刻退。数日来无精神时则倦，有精神时则嬉笑，难于著力，奈何!
3月28日：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且虚字亦不顺，复逐字拆开讲过，仍凑泊而成数段，未毕退。午正再入，坐四刻而不成一字，遂作诗，诗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短短一个月内，来自同治帝的读书状态，让翁同龢不得不一次次留下了“无可奈何”的惶恐与叹息。
此后，日记除了难得“诸事皆好，皆有静气”、“读甚通畅”等一二回差慰人意的记录外，更多了“晨读浮甚，颇费唇舌，竟日如此，无一用心者”、“讲书费力，且有嬉笑”、“讲摺、读古文皆不佳，嬉笑意气皆全”、“晨读涩不可言，百方鼓舞，毫不能动”、“晨读又不用心，讲说如隔数层云雾”、“神思不属，每讲论如未闻”、“精神恍惚，全无振作之意”之类敷衍了事的情形描写。
凡此种种，足以窥见当时同治帝学习的真实状况。
两宫极度关注让帝师极度不安
要知包括翁同龢在内的帝师，不可谓不尽心。针对同治帝不思勤奋的读书现象，翁同龢随时都有适当批评甚至“正色危言”，极尽循循诱导之能事。同时也有自我不断反思，1867年12月23日：“讲书不了了，颇自咎未能进讲时字字清澈也。”1869年1月27日：“听艮峰先生进讲，巧言令色足恭章，自知有此病痛，此后当切戒，诚字一刻不可离舍，却此字皆虚伪而已。”
不过，当时书房内部矛盾重重。因为课读时间分膳前、膳后两块，满书在先，汉书在后。满文授读时间经常被拖延，以致汉书学习显得非常匆迫，直至1866年6月两宫调解后谕令：“嗣后膳前专读汉书，计六刻可毕，满书改于膳后，无庸多读，酌减为妥。”
除了满书、汉书进讲时间上的冲突纷起，还不乏同人之间的意见牴牾，1870年5月12日：“兰孙与荫轩言之格格不入，荫轩成见太重，拘滞不通方至此……功课如此，同人意见如此，奈何奈何。”但总体上说，大家还能不断商讨对策，变通教学方法，如生书领读、借诵读唐诗以涵养性情、作论先由师傅编语等做法，就出自翁同龢的倡议，不失为反省中的良策。每次两宫询问书房事，也是一一据实相告。但是，纵有“竭力鼓舞”、“百方鼓动”的努力，乃至直言劝谏，往往仅有几天改观，却难以真正促使同治帝回心转意。
对于书房功课，两宫太后更是抱有极其殷切的期望，内侍随时启知，天天直达垂询。遇有皇帝身体稍有不适，就谕令减轻默书、写字等压力，明令书房“功课勿太多，欲得鼓舞奋起之意。”甚至于后来课务一减再减。可即便如此，文不成句，句不成篇，学业仍然毫无起色。时至1871年，眼看16岁的载淳即将亲政，学业不仅不见精进，反而愈来愈差，随着慈禧心伤气急的严谕传话，帝师的极度不安更是可想而知了。翁同龢日记记录：
4月16日：是日兰孙传两宫谕，问书房功课极细，有“不过磨工夫”，“见书即怕”，及“认字不清”，“以后须字字斟酌”，“看摺奏要紧”等语，不胜惶悚。
5月27日：军机见起时，两宫论功课语极多，谕诸臣须尽心竭力。大略督责之词多，有“支吾搪塞”及“恨不能自教”之语。李某引咎，并陈近日情形，然亦不敢琐屑也。
11月8日：是日军机见起，两宫又论功课，极言上未能用心，昨令读摺不成句，又讲《左传》，则不了了，若常如此，岂不可虑，因垂涕宣谕再三。下臣闻此，愧汗无地矣。
不得不承认，尽管同治帝对翁同龢的课不无喜欢，但一旦让他自己思考时，同样耍滑偷懒，实际效果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好。
同治帝为何厌学，帝师的教育悲剧
同治帝何以厌学至此呢?
从登基那一天起，年幼的载淳每天必须一早端坐龙椅，临朝听政。大臣们关于军政大事的奏章文牍，虽然自己不必也不可能参与，悉由“垂帘”的慈禧太后召对独揽，但他不得不学会克制和拘谨，以免有失“人君”之仪度。如此每日天没亮就起床，连两宫也承认“皇帝起甚早，往往呼醒犹睡。”对于一个正在成长发育中的孩童来说无疑相当残忍。
为了当好皇帝，从小必须接受严格训练，学业内容不仅有蒙满汉三种语言，还要拉弓射箭、打枪骑马，更有儒家经史、作文做诗等等;课读时间每天上午六点至十二点，下午二点至四点，除节假日外每日照常。繁重的课务安排，完全没有顾及孩子的心理承受力，让本性活泼的载淳不能自主地担起力所能及的重负，并且越来越觉得索然乏味，感到做皇帝实属“苦差”，从此在学业上滋生出强烈的叛逆心理。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6月的《能静居日记》中记有闲笔一则：
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读“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帝字皆读屁字。
因此，纵有诸臣忠心尽职，苦口婆心地劝导，同治帝依然似听非听，我行我素，已然难期振作。当同治帝与翁师傅自叹“当差劳苦”时，面对无精打采、不思进取的皇上，“百思不得诱掖之法”的翁同龢，又何尝没有“苦差”之感呢?
继1872年同治帝大婚，1873年又亲临朝政，恰值翁同龢因母亲去世而回籍服丧期。尽管懿旨要求皇上每天仍必须在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书房照常进讲。但因婚后生活的不如意，加之慈禧与皇后的婆媳关系失和，同治帝经常借巡视圆明园修复工程，微服出入于酒肆剧馆，变本加厉，一至于此。
到翁同龢丁忧假满，回京续职，从1874年9月12日同治帝谕令停止园工，至11月29日发病的五十天里，日记里接连是“无书房”的记录：“传自今至初八俱无书房”、“传今日至十六皆无书房”、“传自今日起至九月九日皆无书房”、“自今日至十六皆无书房”、“传自本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一日皆无书房矣”。不久后，同治帝被确诊天花且病情恶化，于1875年1月12日病死，年仅19岁。翁同龢也随之结束了弘德殿行走的帝师生活。
一个本来天资聪颖的顽童，经过十二年之久的书房学习，却终成文理不通的纨袴公子。这，显然是与翁同龢的初衷背道而驰，却又不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教育悲剧。借助翁氏日记重返历史现场，逼近历史真实，凸显出了翁同龢初为帝师遭遇的严重受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