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以看出契丹对幽州几乎每年必犯，而且多是在夏秋之交或初春时节南下。其原因显然是契丹为过冬储备足够粮草，赶在中原粮食收获时节抢掠;而寒冬过后物资匮乏，又急需补给，所以再次出兵。赵德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抵御契丹的骚扰。一方面，为保证军粮的正常供给，征发河北地区民夫修筑运河，“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此举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运输效率。另一方面，在阎沟、潞河、三河县修筑城池，派驻军队，保证运粮线的安全。三座城池，都位于要害之地，加强了幽州同蓟州、涿州等城市的联系。通过赵德钧的这些举措，幽州地区有了短暂的安宁，“由是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输饷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帐居捺剌泊，出寇云、朔之间。”鉴于此，后唐明宗也加强了云朔地区的防御力量，派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此举虽对契丹有所防范，但同时为石敬瑭联合契丹谋反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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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钧本人也因镇守有功而加官进爵，“德钧镇幽州凡十余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北平王。”在军事防范契丹的同时，赵德钧不同于以往的卢龙节度使，他也尽量同契丹改善关系，以达到双方修好。931年(契丹天显六年)，耶律德光“遣人以诏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第二年，赵德钧遂遣人进时果于契丹。“盖德钧久在边境，尝与契丹通好也。”由此看来，赵德钧管理幽州一方面加强了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也同契丹有所联系，这为将来他起兵叛唐投靠契丹埋下了伏笔。
936年(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五月，后唐末帝恐握有重兵的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石敬瑭联合契丹谋反，命其徙镇郓州。石敬瑭拒命，借端起兵晋阳(今太原南晋源镇)反唐，同时遣使求救于契丹，“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得到契丹太宗耶律德光的应允支援。闰十一月，石敬瑭与耶律德光挥师南下，赵德钧父子降契丹。二十六日，末帝自焚，后唐灭亡。
石敬瑭称帝后，立即兑现之前向契丹所许下的承诺，将幽州、蓟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割让给契丹。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江山社稷的安危。这十六州的幽、蓟、瀛、 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历史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即所谓的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又由于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其他文化活动都比契丹本部地区发达。因此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改幽州为南京，升为陪都就是最好的证明。契丹扼守住幽云十六州这片险要之地，俨然以大国的姿态屹立北方，频频向中原发起进攻，成为中原王朝长期的心头大患。
有鉴于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中原后周、北宋王朝几次北伐欲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幽州也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一跃成为辽朝的政治陪都、军事前哨和物资战备基地，这标志着其城市地位的上升。
五、余论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幽州地区的军事与战争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地方割据势力的称霸战争、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争夺战争交织混合。朱温据守黄河中下游诸多藩镇，灭唐称帝，建立后梁;晋王李存勗控制河东地区;刘守光僭越称帝成为幽燕地区统治者;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崛起，对中原虎视眈眈;幽州遂成为争夺对象，战争在几方势力之间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