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房间里的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她感动了。她在广州也闯荡了多年，三教九流，什么样的男人她都见过，可像张云逸这样正派，为别人着想的男人，她却没有见过。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应该把终身托付给这样的男人，哪怕就跟他过上三年五载的日子也值得。
张云逸回家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家的温馨，没有想到妻子背着他做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这倒让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把韩碧姑娘送走的话，她没有家，她还要再嫁人，虽然没有与她同房，但她已经是“履行了结婚手续的人”，也许终生就找不到婆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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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认现实，实在违背他的意愿。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在王氏的“精心”安排下，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这样，两人接触多了，张云逸也了解了她的身世，对她既同情又佩服，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对韩碧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了军人，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工农兵了。”
张云逸的病好之后，就要离家了，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也默默地接受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他觉得妻子在家也太不容易了，确实需要一个帮手维持这个家。
不久韩碧果真生了个儿子，那时张云逸又调回军队中当了旅长，全家人高兴得又是放鞭炮又是摆喜宴，很是热闹地庆祝了一番。可谁知不久，儿子夭折了，韩碧哭得死去活来，张云逸和妻子轮番安慰她，慢慢地她的心才平静下来。
聚少离多———八年杳无音信，他们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192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着名的第四军(即铁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1926年他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留在二十五师做党的秘密工作。
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第四军，跟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这时他又与妻小有了短暂的家庭团聚。革命受挫后，秘密工作又十分紧张，他疲倦的身心从妻小那里得到了很多慰藉。
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于是，张云逸又告别妻小，离开温馨的家，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报到去了。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突变，党中央又命他返回广州。这时韩碧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已好几个月了。他回家后，给儿子取名为张远之。不久，张云逸就奉命去广西组织百色起义。就这样，一别8年，张云逸都未与妻儿见过面。
韩碧和张云逸的结发妻子王氏则带着儿女，冒着被“格杀勿论”的危险，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丈夫长期在外，对于韩碧和王氏两个女人说来，既没有经济来源，又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韩碧每日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在西濠口理发店打工。好在这一带是广州的繁华地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顾客盈门，理发生意非常红火。后来，女儿张琼长大，也出去打零工为家里增加些收入。
19岁那年，张琼便出嫁了。这样，王氏那颗善良的心就全用在了儿子远之身上。韩碧早出晚归地外出打工，张远之的衣食住行乃至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一类事，就全包在王氏身上，以至孩童时代的张远之，觉得最亲最爱的倒不是韩碧而是王氏。
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在逃难中不幸被炸死。就这样，韩碧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7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亲友的多方帮助下，1937年年底，张云逸才找到他们母子俩，而且知道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于战火，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
那时，他们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狭窄、低矮、闷热，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室内放着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还有木凳，拥挤不堪。虽然条件简陋，工作繁重，然而韩碧母子却感到十分满足，这总是个家呀!
儿子受到父亲的抚爱，夫妻团圆和睦。对韩碧来说，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参加了革命，成了张云逸的革命伴侣，并开始艰难地学文化。嫁给张云逸十几年了，她才头一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夫妻团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