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矿局发给工人的一种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资方号称1元矿票抵1元银洋，在市场上却不能流通，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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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层层盘剥，1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减少商人在各个环节的中间盘剥，让工人们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父亲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货物。为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以上。父亲用金融的办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合作社赚了钱，又给党中央提供了活动经费。
1925年，伯伯、父亲回到韶山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韶山党支部。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父亲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们家经常有许多客人。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比我小5个月的毛岸英成了我的“小尾巴”。父亲一旦空闲下来，经常是左腿上坐着我，右腿上坐着岸英，给我们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日后回忆那次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伯伯、父亲都用了“逃”这个字。对父亲来说，这个字更加沉重。当时，由于被军阀赵恒惕通缉追捕，他被派往广东。临行前，老实憨厚的父亲作出了一个让家人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母亲王淑兰离婚。
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从未红过脸。可是，父亲意识到，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要掉脑袋的，而母亲是小脚，不可能跟着他在外面奔波，留在家里的危险更大。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妻女。事实证明，父亲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1926年和1929年，母亲两次被敌人抓进监狱。第一次，乡亲们联合为母亲作保，证明她和父亲已离婚了才得以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