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武装暴乱”的阴谋
从10月12日工作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领导职务的半个月时间内，是上海局势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一帮“小兄弟”，狗急跳墙，妄图动用民兵搞“武装暴乱”，上海随时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在这半个月内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陈锦华、谢红胜每隔一两天要向中央写汇报材料。他们起草报告后由我和娄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约定，在信封上写“北京立新路9号收”，寄信人落款是“郑勤”(即采用郑定铨、娄世勤两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防止这些材料被上海邮电部门拦截扣留，重要的报告不在上海寄发，而是采取解放前地下党的活动方式，派我带信件乘火车到苏州，下车后确认无人跟踪，再坐车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个邮局投寄，确保信件安全发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号在哪里?是哪个机关所在地?当时并不清楚。前几年，我在原国务院机械委秘书长董峰同志处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会议记录：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立机械委问题，会议地点在“立新路9号南会议室”。老董说，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区办公用房装修，有几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在立新路9号院办公。存在20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我们的报告当时是直接寄送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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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黄浦江沿岸的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机厂架设了两部电台，起草了所谓的《告全国人民书》，计划阴谋一旦得逞，立即在电台播出。11月7日，谢红胜、徐政和我找中机厂党委书记张秀同志了解情况。张秀说：10月9日那天，市民兵指挥部曾到中机厂察看地形、安装电台，他们看到厂里有7个门，进出方便，能容纳1万民兵，感到满意。10月12日，张秀即派人去南京军区，向彭冲的秘书报告了这一动向。关于在这两个厂安装电台问题，当时由公安部工作组人员重点排查，有关部工作组人员积极配合。
马振龙原是上海搪瓷厂的工人，1966年紧跟王洪文造反有功，被安插到市轻工业局当头头。马天水曾吹捧马振龙是“我们最好的青年干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工作组即对他隔离审查。11月4日，谢红胜、潘裕仁和我到轻工业局查看了马振龙设在地下一层的“保密室”。这间密室藏有他贪污的大量轻工产品，用的、吃的、穿的样样都有，仅上海产的各种手表就有100多块。他经常向王洪文及其“小兄弟”赠送手表及其他轻工产品。“四人帮”余党妄图在上海发动“武装暴乱”，马振龙是“急先锋”，他特地制作了搪瓷汽车牌号(一旦需要时可将原来的汽车牌号拆下，换成这个假车号)，收集了军用地图、上海市区详图及一批自行车、应急灯、压缩饼干等物资，存放在密室里，随时准备“暴乱”时动用。
“四人帮”余党策划“武装暴乱”的图谋，虽然由来已久，但在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不久就彻底失败。这一事实证明，中央工作组处理反革命武装暴乱阴谋的政策和策略得当，使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讨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集中主要精力考察局级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