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话主要都是根据一个简要的草稿作提示。在50年代早期，他只有一两次坐下来写成重要的文章。在1953年中期，他又拾起了英语，但是在东北发生的一次严重危机，使他终止了学习。学者让位于政治家。
“官越大就越无知，”毛泽东有一天高声对着一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18]在掌权3年以后(尽管这一时期很成功)，他对政治制度感到不安。
“宝塔尖”是普通人(当他们确信没有干部在听时)用以窃笑在他们头上架起的多层官僚体系的词语。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困在宝塔顶上的人。
他决定走到下面到处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他在1953年中期向一群财政官员宣布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19]
毛泽东不喜欢飞机，他坐在有11节车厢的专列上旅行。毛泽东的车厢里有他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是给警卫和工作人员用的;医疗设备、餐厅和厨房各占一节车厢。有6条保密电话线路把随行人员和中南海的机要秘书们联系起来。毛泽东正在使用的铁路干线上的交通会全部中断。沿线的车站都要清场，到处布满安全人员，铁路沿线每50米都布置有哨兵。行程并没有固定的计划，因为火车只能在毛泽东醒着的时候开行，而没有人事先知道，他什么时候睡下，什么时候起来。[20]
当毛泽东从莫斯科之行途经东北回来的时候，在他到达之前，战士和民兵在隆冬季节沿铁路线站了两周的岗，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在保卫毛泽东的火车。毛泽东从来理解不了这种高度安全的必要性，因为他相信，群众热爱他，不想伤害他。
当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经过密码加密的电报在首都和他的随行人员之间飞来飞去。每个汉字都指定一个数码——经常变换——一组机警的年轻人把全部数码都记在心里，不准写下来。
毛泽东派自己的卫士到农村去。保卫中南海的部队的番号是8341。[21]这支精英部队是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的警卫员发展来的。年轻的战士们做很多事，从帮助他整理西瓜地，到擦亮眼睛警惕任何政变的迹象。
1955年，大概其他时间也有过，有一次他要8341的战士们帮他做一件他需要做的事。他派了一些8341的人到他们的家乡村庄完成一项使命，这些人来自中国各个地区。他希望了解农村的情况。他的8341眼睛和耳朵到处探听，询问人们的看法，向家庭成员核对事实。随后他们就回来秘密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绕过一切正规渠道，而且也不与他们通气。过去帝王们曾经这样做，但是毛泽东的同事们，或许不会同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也这样做。
有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斋，到怀仁堂里作报告;这是紫禁城里一个漂亮的旧殿堂，当时用作中央委员会的总部。许多党外人士到场，钟敬文是其中之一，他在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第三势力”的领袖，像许多人一样，在1949年转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每当他出现时，中国的任何观众都会起立并鼓掌。但是，毛泽东的助手们并不总是相信自发性。在毛泽东到来之前，一个管礼仪的人走到钟敬文面前，告诉他这件事的步骤。因为钟敬文坐在门口附近，所以他会先看到毛泽东。一旦看到毛泽东，他必须站起来并鼓掌。这会给整个大厅一个信号，为向主席表示敬意而迸发出掌声。
于是事情就这样进行了。据钟的回忆，毛泽东缓缓沿走道走来，显然暴风雨似的掌声没有让他感到不自在。[22]
如果说毛泽东还有一点接近群众的意识，那么他的确是走出来见群众。在开会时，他会到处走走，向老相识打招呼;他倾听别人的长篇发言;他听取自己受到的批评;他回答听众席上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对别人的插话也做出回应。但情况将不会永远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