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就我们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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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和我有一面之交。当年我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投掷氢弹的前一天夜里睡着了没有?他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我说：那为什么首长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都睡好了没有，你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着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个礼，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5.氢弹享受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在新疆，研制好的各种元件、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青海运到新疆。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不能用飞机运输，也不能用汽车运输，只有用火车运输。而这种火车是一种特殊的专列，从外面看上去，是一列普通旅客列车，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车每节车厢多了四个轮子，这是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列车厢是同等水平。这一特殊专列从青海出发后，铁路沿线就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却不知道上面载的这位高级“乘客”就是这颗氢弹。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试验室有基建施工项目，从外面请了几位建筑工人。为了保密，派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站在他们旁边看着。施工的师傅特别不满意：你们这个单位太少见多怪了，北京许多大干部的房子我们都修过，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保密，这叫什么事儿呀!
60年代初，从包头运来一小部分试验性核材料。这些材料由我和保卫处的一位领导去西直门火车站接站。当时西直门火车站安全警卫之多和紧张状态绝不亚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我们带了几名武装警卫，一到火车站，将车站内的所有人员撤离。不久，一节货车缓缓进站，货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内一个9字--这是最高级别的爆炸剧毒品的符号。从货车上抬下的是一个小型木包装箱，警卫持枪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直到将此木箱装上汽车后，警卫又把汽车包围住。这种场面，今天只有运钞车可以看到类似场面。
6.赵尔陆上将在氢弹爆炸试验前期在办公室突然去世
赵尔陆上将是一位老上将。当时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的主管部门，所以赵尔陆就是这六个军事工业部的主管领导，他的责任和担子有多么重大，就可想而知了。
1964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决定出差前往西北，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参谋，组织上决定让我跟随前去。最后一站，我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他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下一个多小时，过一会儿，就得坐起来喘会儿气。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甚为钦佩和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紧张的研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矛头自然就对着赵尔陆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赵尔陆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围住了国防工办的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广播：赵尔陆出来!赵尔陆出不了大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愤怒的喊话，他十分焦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