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预演,林彪是背着毛泽东发布这个号令的。他想借中苏两国的紧张态势,检验一下他号令全军是否行得通,同时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因为这些老同志虽然大都赋闲了,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还在,把他们留在北京,是危险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分头“疏散”到外地。父亲接到去郑州的通知。他认为,郑州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不熟悉。如果去晋察冀更好,打仗时,他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父亲让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反映这个想法,提出要到石家庄去。很快,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同意父亲到邯郸。
在这之前,我爱人丁衡高早就调到陕西秦岭一个偏远“三线”山沟里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张瑞华都是60岁的人了,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仍然给“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6岁的聂菲。
临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嘱咐陈兆保上街买来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翻腾出三四个战争年代用过的马干子。他说,真要打起仗来,打游击,这些东西很有用。如今,这两盏马灯还在我家保存着,前些日子收拾储藏室,我想把它们丢掉,想了想,又舍不得,还是继续留作纪念吧。
准备行装时,按上面的要求,尽量少带东西,最好能一个人挑得动。想到这个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父亲的情绪比较低落,他让陈兆保和周均伦把带不走的东西,一些文件、电报、资料等涉密的东西,统统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