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的要深得多。这一点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是禁止与红色中国开展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为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尚不足4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苏联从来都未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找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人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支持自1946年以来一直进行的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中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由美国扶植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动势力相比，北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拒不正视中国人的和平意愿，尤其是误解了中国在东南亚所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观念是，如果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会继续对这一地区的其他自由民族进行侵略。
1954年春天，法国一个军在越南西北部奠边府被包围，全军陷于覆灭的边缘。此时东南亚问题已到了危急关头。法国为了从越南抽身，同时又要保留一点“面子”，便策划了一次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越南和朝鲜问题。有关朝鲜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越南问题上会议提供了显著的证据，证明苏联和中国在这一地区并无侵略意图。而美国由于抱有敌对情绪，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1954年9月8日，国务卿杜勒斯诱劝东南亚条约组织中的7个国家支持美国。虽然当时标榜说该组织与大西洋公约组织类似，但它却要脆弱得多，因为并没有条文规定在受到攻击时要成立联合军事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各缔约国并不相信面临着什么危险。只有美国的几个主要盟国支持美国，即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而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却表示拒绝，这说明他们并不担心共产党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