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的刘斐章回忆，11月16日返回长沙时，“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已经烧尽”，车子走走停停，不得不经常下去清理废乱的电线和倒地的电线杆。
看一看战后的官方统计，长沙的惨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米厂，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长沙大火研究的先行者石柏林教授说：“自己人放火把长沙烧掉，如果不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应当说体现了湖南人民为了抗战而勇于作出牺牲的一种献身精神，焦土抗战相对于当时的'速亡论'和'速胜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长沙大火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城市居民，当他们劫后余生返回市区时，绝大部分人早已无家可归。灾民们纷纷从火场中觅取烧焦了的树条木板、残砖破瓦及芦苇、竹篾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以为栖身之地。1938年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等。
11月19日，火后长沙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市场，其中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12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此时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当流离的人们逐渐回到这片焦土之中，并准备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时候，灾难并未停止。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41年9月、1944年6月，两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被炸街道区域极为广泛，计有文昌阁、清泰街、湘春街、北大马路、火车北站、福寿桥、六堆子、又一村、油铺街、荷花池、学宫街、兴汉门、西湖路、小吴门、半湘街、小西门河街、坡子街、藩后街、浏正街等120余条街巷。致使早已断壁残垣、满目焦土的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城市面貌无复旧观。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元106546700元。”这仅仅是长沙工商业能够统计出来的部分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