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尽管人们可以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毛泽东的这次访苏还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作出评价。(本文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董保存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