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崇厚奉命出使俄国。为了表示重视，朝廷给崇厚加上内大臣官衔，晋升左都御史。不想，崇厚到俄国后，私自和沙皇签订《利伐第亚和约》，割让新疆大片领土，并开放商埠，使沙俄势力入侵西北。消息传到国内，朝野哗然，光绪大怒，逮捕崇厚，判决斩监候。由于俄国人施加压力，崇厚才被免去死罪，但仍旧被羁禁在大牢里。五年后，中法在西南交战，崇厚捐出30万两银子支援国家，得以释放。不久又逢慈禧太后50岁生日，崇厚随班祝嘏，讨得太后欢心，得以原官降二级职衔，算是成功复出。
这种捐钱复出的做法，是正式制度，称为“捐复”。晚清财政窘迫，大开卖官鬻爵的大门，一般人花钱就能买官当，曾经当过官的人自然可以花钱重回官员队伍。捐复又分两种：向皇帝行贿，钱财充入内务府，供皇帝私人使用;向官府捐钱，钱财用于政府公务。和借助权力关系复出不同，捐复完全是看钱的多少，与官场人情关系不大。
正如担心买官者品行不可靠一样，皇帝对捐复的官员也不放心。乾隆就曾说：“从前曾有捐复之例，复经部议删除，第念此等人员内，未尝无可及锋可用之人。若以微眚淹滞多年，亦觉可惜。”无奈人穷志短，为了筹钱应对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将官职当商品来卖。
多条复出的渠道畅通着，让官员问责和免职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果问题官员可以复出，那么他犯罪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久而久之，羞耻心就会大大减少，而恬不知耻地作奸犯科的几率会大大增加。乾隆说：“若即被严参，于获罪受震之后，审明复职，而腼然不以为耻，则后此之荡检逾闲，恐不可问。”但是，官僚体制不可能杜绝权力斗争、派系争斗，也不会杜绝卖官鬻爵等现象，也就不能堵住问题官员复出的步伐。
“官员天堂”宋朝干脆规定了官员复出的制度：“命官犯罪……请以赃重及情理蠹害者授诸州参军，余授判司，京朝官、幕职、令录、簿尉，等第甄叙。”连“赃重及情理蠹害”的人都可以重回仕途，一般的问题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问题官员轻松复出，免职制度就形同虚设。长此以往，官场风气趋向恶劣，上下相蒙，刚开始小打小闹，渐渐地，大手大脚以致贪赃渎职都成为常事。巨贪大恶前赴后继，结果受伤的还是老百姓和整个社会。(摘自《百家讲坛(红版)》2012年5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