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出走
何畏脱离革命离开延安，有其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之所以说背景独特，是因为他是张国焘的亲信将领。之所以说背景深刻，是因为自红四方面军长征以来，路线之争一刻没有停止过，到达延安之后的“批张运动”又搞株连和无情斗争。这使何畏长时间深深地陷入迷惘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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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信任，不被理解同时又遭遇冤枉。不幸的是，何畏恰恰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仅仅因为站错了队而遭遇了不被信任、不被理解直至冤枉的命运。
对此，同样遭遇的开国上将许世友大叫冤枉。在建国后曾有较为详细的回忆：到延安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被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何福圣《带刀侍卫》)。
其实，遭遇不被信任命运的并非何畏一人。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中作了这样的回忆：原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也普遍存在着何畏那样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事实已经一清二楚，毛泽东对了，张国焘错了。于是，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大都不被信任。之后，他们自然流露出种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就连一贯以沉稳着称的李先念也不例外，他为何畏鸣不平。
在此期间，何畏还被迫背上一个天大的冤枉：在批张运动中，有人把“抗大”部分学员反抗批张运动无限上纲到是受何畏等人指使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一书中回忆了那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和那些被捕者(因抵制批张运动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的行动，他们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
对此，斯诺在他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何畏，性格倔强脾气古怪。夏天常见他身穿皮袍，冬天则穿短衣短裤，赤脚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想来，何畏只能用这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