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袁京红结婚的前一个月，和男朋友一起再次去了一次北京，她想让母亲看一看自己的对象，没想到，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袁京红结婚后，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
母亲曾给她留下一个电话号码，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她也曾拨过一次电话，不过听到母亲的声音后，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我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袁京红说。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的心结。
袁京红的儿子经常缠着她，要听一些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告诉儿子，等你懂事了妈妈再告诉你。不过，她觉得现在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听到村支书喊“北京来记者看你了”，赵纯慧呆滞的眼睛里透出些许兴奋。“疯了几十年了。”村支部书记说。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她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跟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那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了。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
“能吃上皇粮，这是我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李根管坦言，“我们这里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赵因此得到一些资助。
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她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
精神失常后，赵纯慧再也没有离开过寿丰乡。几乎每天，她都会坐在村头的石头上，一个人唱着当年知青们自编的歌曲，“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