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